传媒学者谈网络传播价值:已成有效舆论监督工具

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促使人们关注它对公众舆论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和冲击。当前,网络传播已成有效舆论监督工具。网络传播有内在和外在两种价值。

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促使人们关注它对公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20世纪90年代之后,网络传播以其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等特征迅速勃兴,对传统的社会规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造成强烈冲击。互联网带来了各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也对政党控制信息传播的范围和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纷繁复杂又变幻莫测的价值事实与现象,人们难免无所适从,陷入价值的困惑与迷茫之中。

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西方学者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其中不少成果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对网络传播的价值研究。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从后结构主义哲学视角出发,研究了网络传播条件下主体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构建问题;约瑟夫·斯特劳巴哈与罗伯特·拉罗斯在其合着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指出了网络传播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传播研究学院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的《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从传播、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等角度对网络媒介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西方学者研究的特点是视野开阔,方法论层出不穷,已延伸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视角,并且开始由宏观走向微观,呈现出跨学科、跨平台的趋势。

国内学者也有一批与这一课题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杜骏飞的《弥漫的传播》、熊澄宇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等专着及大量论文对网络交往方式、网络对现有伦理规范造成的冲击与挑战、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在进行学理研究的同时密切关注网络实际。黄龙的《浅析网络信息传播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比如重视中庸、和谐、整体、统一、权威等,也必将发生转化。盂威的《网络话语的文化潜力》指出,网络话语的批判性、尖锐性、复杂化趋势凸显,暴露出其干预文化健康走向的种种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主张一方面加强自律,一方面加强管理,由此引出了网络伦理建设和网络舆论引导的话题。匡文波在《web2.0下网络舆论引导的挑战与对策》中提出,目前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引导策略:加强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网络道德规范;技术控制,主要是封杀一些违法信息。刘正荣的《网上舆论引导中的“议程设置”》则认为,有效引导网上舆论,要把网上舆论引导与整个社会舆论引导结合起来,进行立体的“议程设置”。另有研究者从网络媒体管理体制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总之,国内研究者普遍深刻地认识到:网络传播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冲击,网络传播给政党舆论引导带来的困难与挑战,并且开始吸纳西方的学术研究视野,某些论证也为后来学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网络传播的现有研究,虽然或多或少地涉及网络传播相关价值问题,涉及网络舆论引导对策,但大多没有意识到或忽略了网络传播价值理论的前提预设,未能建构网络传播价值问题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从而未能从理论根源上为网络舆论引导提供条理清晰的对策。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价值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网络传播研究,通过反思网络传播领域的相关价值问题,建构系统的网络传播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体系,以探寻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和调控对策,为人类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提供相应的价值范导。这种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拓展网络舆论引导和调控的视野与思路,并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参考。

网络传播究竟涉及哪些层面的价值问题?对这些层面的关系应当如何整合?澄清这些问题是研究网络传播价值问题的理论前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研究网络传播及相关领域的价值问题。第一,网络传播的内在价值。主要考察网络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自身所具有的价值。第二,网络传播的外在价值。主要考察网络传播对人类社会不同领域所具有的价值。第三,对网络传播有影响的因素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考察与网络传播有关的各种因素对网络传播所具有的价值。以上三个方面涵盖了网络传播及其相关领域的所有价值问题,对研究该问题必要而充分。三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简要地说,以恰当的标准对网络传播中的各种活动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利于网络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网络传播中各种有益信息及时、迅捷、平等、自由、开放、交互地高效流动,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等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正价值,是其他领域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等以及人自身的良性发展,对于提升人们对网络传播创造价值的能力,提升干预、引导和调控网络传播的能力,提升人的生存意境、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进行追问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以此为前提,对于人们在网络传播中自觉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自觉做出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成为网络传播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几方面辩证统一,联系紧密,互为因果,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各方,从而波及自身。而只有各方面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才会不断接近我们最终的价值目标与价值标准,那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充分协调健康的发展。

网络传播的内在价值

探讨网络传播的内在价值,就是将网络传播活动本身视为目的,考察网络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从是否完善的角度进行价值判断,就是判断网络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是否完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完善。

(一)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完善的传播

任何活动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都是活动的顺利高效进行。高效的含义,一是花费时间最少、高速;二是花费的代价最小。因此,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可概括为以最小的代价最快地达到目标。

传播活动也不例外,它追求以最小的代价将最多的信息用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哪种传播方式能以最小的代价将最多的信息用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这种传播方式就是最完善的传播方式。

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用传播活动价值取向的形式化标准来衡量,应当是迄今为止最符合标准、最理想、最完善的传播方式。根据国际确定的标准,一种媒介拥有5000万用户时,可称为大众媒介。据此标准,无线电成为大众媒介用了37年,电视用了15年,而互联网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传统传播主体的消解与变更,是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互动使网络媒体真正做到了传播权力的普及和平等参与,传者与受者之间界限模糊。网络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互联网具备传播信息的各种强大功能,包括电子邮件、文件传输、远程登陆、www浏览等,随着网络传播的不断发展,人们又陆续开发了许多网上传播的新领域,如网络新闻、网络出版、网络音乐、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等,不计其数的应用领域应运而生。网络传播正以迅猛之势渗透进人们生活的诸多领域,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有过的各种形式、各种形态的传播活动几乎都能在互联网上进行。

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进行传播所需要的成本很低。网络可容纳的信息在理论上可以无穷无尽,没有限制。其传播速度极为迅捷,发出与接受几乎同步。传播形式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等,可以在网络上或同时进行或自由过渡,丰富灵活,极大程度地利用了网络这一传播载体。

互联网比任何一种方式都更快、更经济、更直观、更有效地把一个思想或信息传播开来。例如,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大地震。7分钟后,新华网即发出快讯。其传播速度之快是传统媒介根本无法比拟的。它为人们的协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双向交流的信息共享空间,并且有效地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以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壮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完善的传播方式,其完善是相对的。由于传播本身的发展永无止境,传播信息的各种功能与领域可以不断发掘,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哪种传播方式将是最完善的传播方式。只不过同现有的其他方式相比,我们可以确定哪种传播方式更完善,哪种方式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传播方式。我们对网络传播自身的内在价值判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出的。

(二)网络传播作为完善的传播方式的限度

网络传播能把最多的信息以迄今为止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因而成为目前最完善的传播方式,然而这样的完善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味追求多和快,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正价值就可能转变为负价值,网络传播也可能成为一种不完善的传播方式。

有人根据信息容量标准把由许多服务器组成的网络视为一个“超级大脑”,它如同江海一样把各处流淌来的信息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取之不尽的信息源。这样,无论我们在网上提出一个明确的或不明确的问题,都会有大量的信息蜂拥而至。大量信息使得我们根本无法思考和消化它们。现代医学和心理学证明,长期过度变化的刺激会使人的神经系统不堪重负以至崩溃。速度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更无暇思考。过快的信息传输又加剧了信息的过量,人在信息爆炸的烟尘中正承受着“无法承受之多”与“无法承受之快”。与此同时,信息生产、传播的过多过快,生产、传播者价值取向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信息把关者的相对缺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的不真实,使网络传播的公信力备受质疑。

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技术崇拜使以理性为基础的技术非理性化了。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本质上是人靠自己不能主宰的某种东西。“这恰恰是如此可怕之事,一切都运作起来……技术就把人从地球上甩出去,将他们连根拔除。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只有技术的关系。这已不是人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雅斯贝尔斯则认为:“人似乎正在被变成实现目的的手段,变成没有自己的目的和意义的东西。他的生活在扩展的同时,他似乎正牺牲着在其中他得以实现其自我的那个存在。”今天的人已丧失了自身,一切都在逐渐变成机器的功能。当工具只能部分取代人的活动时,它只是人的代理者,而当工具全面取代人的活动时,它就将成为人的替代者。如果人的命运将掌握在自己的产品的手中,被自己的产品所驱使和奴役,成为自己产品的附庸,那么人将失去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

人之为人在于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对各种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亟须为自己的头脑留下一个思想的和创造的空间。否则,没有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失去了对世间万物的超越性思考,人又与机器何异?信息技术不断升级、更新、加速,使人们患上了“电脑强迫症”。人们为网络列车的潮流所裹挟,驶向未知的远方。技术进步的目标应该是关注人类成长中的所有方面,而不只是关心科技需求的功能;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人类要想在现代技术“巨机器”面前有尊严地生存,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技术,而应该审慎地考虑人类本性与技术的关系。正如霍克海默曾指出的,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效仿。对网络传播本身不作理性的价值判断,没有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失去了感受生活的丰富心灵,远离了传统,把“多”和“快”当作价值评价的唯一尺度,对技术顶礼膜拜,迷失了价值目标,而把手段当作追求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网络传播自身负面价值的根本原因。

网络传播的外在价值

价值具有多元性。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网络传播对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价值。

对网络传播外在价值的判断,从施影响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是对网络传播作为施影响者所作的价值判断。网络传播能对哪些领域产生影响,它就对哪些领域具有价值;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就具有多大的价值。从内外价值、目的与手段、完善型与功利型价值的角度来看,是对网络传播的外在价值、手段价值、功利型价值所作的判断。

网络自身的特征、网络传播自身的价值以及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决定了网络传播能对哪些领域产生影响,决定了网络传播的外在价值、手段价值和功利价值。网络传播的完善程度,即网络传播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人们进行网络传播所持有的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影响了其他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完善。反过来,其他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完善程度也促进或制约了网络传播的完善。这是一个双向的价值过程。

网络空间并非一个脱离现实世界而构建的全新空间,它和现实世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空间中人的本质仍然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只不过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由于网络的特性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网络空间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价值现象、价值观仍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折射,还有些是由于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新的价值问题,又对现实世界的价值观造成冲击。无论怎样,价值评价的具体标准或许不同,但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都应当是一致的。网络空间的价值问题与网络空间对现实世界的价值问题无法截然分开,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都是如此。

网络传播内容与传播行为是网络传播外在价值的前提。对网络传播的外在价值的考察,必须从此人手。

(一)网络传播内容的价值

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它不能限制对任何内容的传播与访问。因而,互联网上的信息包罗万象,鱼龙混杂。内容之俗雅,品位之高下,相去甚远,既有各种丰富的有益信息,也有各色有害信息的极度泛滥。

在网络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影响网络传播价值取向实现的因素比起传统传播而言大为减少,网络传播价值取向的选择更为随意,在网络中进行传播也就显得更为自由。在网络中进行传播活动的人的整体素质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个性不同,技术、道德、心理、认知、审美等方面的能力与发展层次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不同,表现在传播内容上,就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

网络传播开辟了人类传播的新时代,其中有益信息之丰富,获取信息方式之便捷,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的正价值,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以下着重探讨其中泛滥的有害信息的负价值。

网络虚假信息是网络有害信息中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的类型之一。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带有故意伤害性的网络欺诈信息,即通过网络聊天室、电子邮件、公告牌、网站等针对预定的网络用户发布的以达到欺诈目的的虚假信息。网络虚假信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网络媒体的可信度和公信力。由于网络用户可以随意在网上发布、传递信息,信息在生产、复制、传播存储的过程中缺少传统媒体的层层把关筛选,为了追求点击率,网站无暇也无法对大量的信息逐一核实,技术的因素又使得合成假新闻、假照片轻而易举,从而导致了网络信息在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客观性方面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使得网络的公信力一再受到质疑和批评。此外,网络有害信息还包括网络色情信息、网络垃圾信息、反社会信息、颓废信息、诽谤骚扰等攻击性信息等等。

网络传播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传统社会媒介的各个方面,这就意味着,网络有害信息并非网络独有,只不过由于网络的技术特性,使其有害信息无论传播数量还是传播速度都变本加厉,无限放大。也正因此,网络有害信息的负价值就比传统媒介有害信息的负价值更大。以网络色情信息为例,网络色情带来的社会危害是多方面的:败坏风气,引发犯罪,使人消极颓废,迷失人生的意义。网络色情信息尤其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青少年是网民的主体,但身心尚未发育成熟,意志、自控力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都不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系统形成,极易受到网络色情的侵害。

一个社会要想整体上保持健康,言论自由应当有度,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在虚拟空间,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以不损害他人及社会的正当权益为前提。有利于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健康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是衡量网络传播内容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在网络中进行传播的最高价值取向与最终价值目标。

(二)网络传播行为的价值

传播内容与传播行为紧密相连,作出区分只是出于研究的方便。网络传播的内容,归根结底是在网络中活动的人所传播的内容,是人以一定的方式、通过一定的行为所传播的内容。传播行为必定要传播相应的内容,传播的内容必定由相应的行为来传播。而且,决定传播什么就意味着决定不传播什么,就意味着要选择与之相应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传播行为的选择。

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其基本前提是传播各方的主体地位的相互确认。网络传播拓展了人们的交往和实践,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平等性、开放性使网络传播中各主体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特性也更加突出,主体间性更加突显。在网络传播中,不存在固定的传播者的概念。网络传播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的网状传播结构,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网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以非线型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平台,没有传者和受众之分,没有主次之分,也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它颠覆了传统媒介以传者为中心的线形模式,宣告主体性的互动模式的来临。

网络传播使当代社会交往普遍化,人们相互的联系、依存空前加强。共同面对世界、共同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不同主体在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协调、真诚合作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网络传播使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碰撞不可避免地频繁发生,主体际思维方法就成为研究价值问题、处理价值冲突的一种重要方式。应当说,网络传播给主体之间进行对话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果运用得好,将极大地促进各价值主体间平等、有效的对话与合作。能否充分运用这一条件,进行平等有效的对话,进行真诚有效的合作,取决于各价值主体能否相互尊重与宽容,能否对自己的预设、信仰和要求进行自觉反省,能否将他人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客体与手段,能否在一种平等的框架与程序中进行有效的沟通。

人在网络空间进行传播活动,行为发生了多种变异。探讨网络传播行为的价值,网络异化现象值得重视。网络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信息社会的主要标志,对人以及社会其他层面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往更为严重。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计算机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模拟与仿真,构建了虚拟、异度的网络空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尼葛洛庞蒂指出,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事物还要逼真。网络化生存使个人之间更为疏离,使人们不再依赖于真实的人际传播和交流,而是被新媒介所主宰。

人们总是首先通过自己的感性直观来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当人们对网络空间中虚拟的信息情景产生了直接性的认同时,他们便可能不再将这一人为创设的信息世界与客观实在的物质世界所生发出来的信息世界加以区分。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虚拟性与实在性之间的价值冲突。如果人们在自己发明的虚拟空间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缺乏对网络空间应有的反思与批判,放弃了对客观现实的体验,将被网络异化,被网络控制,导致精神上的分裂。网络的快速运行消解了对意义对价值追求的过程,使人生活在虚无中。

网络异化对个人而言,可能造成个人人格的分裂,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冷漠焦虑,自闭于社会群体之外,丧失道德责任感,其典型表现为网络沉溺;对社会而言,则可能助长社会异端非主流思想的发展,引发新的社会犯罪。

在网络空间中,社会关系是虚拟的,信息只在无实体的意识层面流动,人们从心理上摆脱了现实环境各种条件的限制,网络思想的交流变得无所顾忌,更为真实和彻底,也更容易措辞激烈,冒犯对方,引起侵犯性行为。如果人们缺乏应有的自律,为所欲为,妨害他人和社会的正当权益,导致各种不道德现象以至犯罪行为的出现就在所难免。

网络的匿名性、无中心与追求自由的特点,决定了虚拟社会的交往更易处于无序和失范的状态。进入网络虚拟空间,一些人会因为突然间摆脱了现实社会的各种人际交往规则而彻底放纵,不再依据理性的价值判断来决定价值取向,不再顾忌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后果,滥用自由的权利,造成社会责任的缺失与人际信任危机,从而影响了网络人际交往的健康发展。侵犯个人隐私、发布不健康信息、网上情感游戏、恶意攻击诽谤、散布虚假信息、黑客非法侵入等等行为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人被网络所控制,异化程度越来越深,一步步成为网络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残缺与失衡。

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无序与失范,无论是各种不道德行为还是网络犯罪行为,究其实都是网络行为人抛却了网络空间的交往理性,无视他人的主体性,仅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一切都为自己服务,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视他人为客体、为工具、为手段,以达到自身目的的交往异化。缺乏相互的尊重与宽容,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与需要,不考虑他人的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自然无法进行平等对话,遑论达成共识进而进行真诚的交流合作。可见,在网络空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理性的价值判断,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坚持道德自律,以充分地相互尊重与宽容平等对话、真诚合作作为各种活动的价值取向,对于我们避免网络异化、建立交往理性、维护网络空间的健康持续发展、促进交往主体的健康自由发展尤为必要。

(三)网络传播作为有效舆论监督工具的价值

网络为公共舆论、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网络公共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社会公众对某一社会焦点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倾向与影响的意见或言论。在我国,网络已经成为当今民间舆论表达最活跃的平台,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网络舆论现象。

由于社会现实中缺乏一个能供民意充分表达的平台,因而互联网一经进入中国,即以其传播特性成为公众表达意见、发表言论、释放情绪的平台与渠道。网络公共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放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在内的民众都有可能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相互对话。网络公共舆论能极大地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影响、改变事态进程,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废除,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对社会生活、社会情绪的调解发挥重要的作用。网络传播为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以一种更开阔的胸襟视野和多元的价值观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

网络传播具有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一个道德事件一经网上披露,公众能迅速对其作出反应,且主流意见一旦形成,就有不断强化之势,网络的价值导向影响更多的网民作出同样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很难遏制或扭转。这是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难以做到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网络传播是有效的舆论监督方式。例如,2010年公安部出台的对酒后驾驶的管理法令,就是在几起酒后驾驶导致的严重交通事故发生后,各大网站第一时间介入报道,广大网民积极热议,才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促使法规的最终出台。

与此同时,网络公共舆论也带有一定的非理性倾向。因价值观、受教育程度、职业特征、思维特点以及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网络中从事活动的人看问题的立场、角度、深度和表述习惯存在很大的差异,境界有高下之分,话语有雅俗之别。网络言论相对宽松的环境和网络传播的匿名特征,使各种声音都可能出现在网络公共舆论平台上,直截了当的情绪发泄、偏激的言辞甚至人身攻击与谩骂、浅薄无聊或者格调低下的言论俯拾皆是,而理性深刻的分析与冷静有品位的探讨则相对缺乏。

网民们自由随意的发言常伴随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流传,网上信息缺乏必要的把关,各种主题分散、价值取向混乱和失实的舆论事件充斥其间,而多数网民面对这样的信息又缺乏冷静的甄别质疑,极易造成群体盲从与冲动。同时,网络媒介的经营者又多以吸引注意力为绝对的价值取向,常为刻意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而炮制低俗、媚俗、恶俗的信息,以煽情的、耸人听闻的文字图像诱导和误导舆论,培养受众的接受品位和价值取向。所有这些,极易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网络公共舆论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同其媚俗的价值取向一道消减了其干预、调控社会的影响力,降低了其正常的舆论监督的价值;另一方面,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网络舆论使公共舆论权力极度张扬,消解了作为其价值基础的法治权力,有可能使公众过度依靠舆论而不是依靠法律意识,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干扰法律的正常运作,对公共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以及整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产生负面价值。

舆论监督的前提在于舆论事件的真实,如果事件本身子虚乌有,监督就成无稽之谈,加上部分导向的不正确,网络舆论的公信力就会大大降低,无法发挥其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调控导向价值。而当今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生活节奏加快、社会风险加大、利益分配失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传统价值体系正经受着剧烈震荡与冲击。紧张、焦虑、不满、困惑等社会情绪浮动,浮躁盛行。尤其当遇到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各种情绪就会在网络集中喷发。情绪发泄到极端,必定偏离正确轨道。如果听之任之,不仅无法调控社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而且极有可能威胁社会稳定。

此外,网络传播还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等以及传播学自身都各具价值,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

影响网络传播价值的因素

网络传播是人类发明的新的传播方式,网络空间是人类创造的第二生存空间,它们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人类的责任重大。我们不仅应当创造价值以满足自身需要,而且应当善于按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尺度不断判断和衡量所创造的价值,不断超越现有的价值,对其作出适当的、必要的干预、引导和调控。应当尽量减少、避免并防范其负面价值,尽量发掘、扩大和发扬其正面价值,从而使所创造的价值为全人类造福。

对网络传播进行必要的干预、引导和调控,就是对网络传播施加影响,也就是将网络传播作为受影响者,研究有哪些因素、哪些领域对网络传播具有价值,有哪些因素、哪些领域可以作为适当的施影响者,以及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对网络传播施加影响。

对网络传播进行必要的干预、引导和调控,对于引导人们理性反思并自觉追问网络传播对人生目的、人生意义所具有的价值,从而引导网民在网络传播活动中自觉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极大的正价值,是网络传播活动顺利健康高效进行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网络传播活动的健康高效进行,又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具有很大的正价值。

价值并不仅仅是对人而言的,网络传播同样可以作为主体。价值具有多样性,不同的客体可以对同一主体产生影响、具有价值。有多少因素能对网络传播活动的进行产生影响,就有多少因素能作为客体对网络传播这一主体具有价值。

大体说来,网络传播在各地的普及程度,网络传播自身的技术水平,各地对网络传播在技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与引导调控力度,在网络空间中从事传播活动的人的整体素质,以及对网络传播自身的理论研究等等,都对网络传播活动的进行及网络传播的发展具有价值。

网络传播在各地的普及程度是实现网络传播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前提。传播的目的在于将尽可能多的信息准确、及时地传递到所能到达的信宿。没有网络接入的地区,人们自然无法感受网络传播带来的便利,无法接收与输出网络所传递的各种信息。不能接入网络,是造成数字鸿沟的直接原因。而网络传播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具有的工具价值,比如电子参政、电子商务、网络文学等等,利用网络使平民以至边缘人群、弱势群体自由表达政治意愿、自由进行文学创作,或通过网络进行高效益低成本的经贸活动等等,都会由于没有网络接入而失去了可能。因此,网络的普及程度成为制约网络传播实现外在价值的条件。网络的普及率越高,网络传播的内在与外在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了网络接入,还需要不断发展网络技术。由于网络传播自身的高技术含量,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媒体。网络的技术发展水平成为制约网络传播实现内在、外在价值的重要条件。网络技术越发达,网络内容服务商、网络运营商所能提供的服务越完善,网络传播越能得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网络传播的内在、外在价值实现的程度就越高。

当然,技术不是衡量网络传播价值的唯一标准,更不是最高标准。网络技术隐藏着发明者的价值取向,它的发展被人的价值观所规定,它也可能被用于不同的目的。因此,在发明、运用每一项技术时,在以当下的具体需要为标准衡量技术的价值时,我们一定要审视该技术的发明与运用是否有助于主体间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是否有助于更高目标的实现,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健康的发展。如果不是,那么这项技术的发明与运用就是有负价值的,技术越发达,运用越广,负价值就越大,我们就应当限制以至舍弃该技术。

网络传播活动能否顺利健康进行,网络传播能否对社会各个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发挥正面作用,实现其正面价值,关键在于各地对网络传播在技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与引导、调控力度。投入力度大,导向正确,调控得力,网络传播活动就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其正面价值,对社会共同体和人类的发展发挥其正面作用。反之,投入不足,导向失误,调控不力,网络传播就不能健康顺利进行,对社会共同体和人类的发展就会带来负面价值。网络传播与社会各领域及人自身的发展是互动关系,构成双向价值,形成二者的良性循环,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对网络传播在技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投入、引导与调控,最终是由在网络空间中从事活动的人来实现和体现的。网络立法司法者、网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技术开发者、网络经营管理者、教育者,以及从事网络传播的广大网民的整体素质,是网络传播发挥作用,实现内外在价值的根本。由于网络空间无国界,仅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尚不足以促进网络传播内在、外在正面价值的实现。所以,只有全面提升全人类的整体素质,对人生目的与价值进行不懈反思与追求,对网络传播的价值进行清醒反思与追问,高扬交往主体间性,充分尊重其他主体的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平等对话,寻求共识,通力合作,以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才能充分促进网络传播活动的顺利健康进行,才能充分促进网络传播正面的外在价值的实现,才能避免、防范网络传播负面的外在价值。可见,全面提升人类的整体素质,是实现网络传播正面价值的充分必要条件。

网络传播价值判断的值标准和价值选择

(一)网络传播价值判断的最高价值标准与最高价值目标

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对人自身的发展都具有价值。我们将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要发挥其正面作用,实现其正面价值,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社会共同体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而衡量网络传播外在价值、手段价值的最高标准必定与这一最高价值目标契合,因而自然为是否有利于社会共同体及人自身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如果网络传播的某种工具价值符合这一标准,我们就应该促进其实现并继续发扬光大;如果网络传播的某种工具价值与这一标准不符,那么我们在以其是否满足某当下需要的最低价值标准衡量的同时,必须结合最高标准,视具体情况,对其价值实现的范围程度予以限制,甚至防范避免该种价值的实现。

网络传播可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多种因素对网络传播活动具有价值。我们选择合适的施影响者对网络传播创造价值,目的是为了网络传播活动的顺利高效健康进行,对于社会共同体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这一最高目标具有价值,又是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的手段。我们在对网络传播选取合适的施影响者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据是否满足某当下需要这一较低标准来衡量施影响者及影响方式是否恰当,而必须结合最高标准,视具体情况对其或促进或限制或防范。

(二)对网络传播的价值选择:干预、调控、引导

对于人类发明的任何事物,如果我们在其发展过程中不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控和引导,任何事物都不会必然地自动地向着人类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必要的干预、调控和引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有利于其健康顺利发展的正面价值,以及促进其正面工具价值的实现;二是避免、防范不利于其健康顺利发展的负面价值,以及避免、防范其负面工具价值的实现。网络传播的特征决定了对它的干预、调控和引导更加必要。我们可以利用对网络传播有价值的因素对其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控和引导。在进行干预、调控和引导时,必须结合最高价值标准,指向最高价值目标。

在当今信息时代,拒绝网络就意味着拒绝发展。既然网络的普及程度是网络传播顺利高效进行与网络传播发挥正面工具价值的前提,又与数字鸿沟息息相关,各地就应当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尽快提高网络普及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都在积极行动,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谁在网络技术开发上具有优势,谁就在网络传播中握有主导权。目前网络技术绝大多数来自美国,美国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极力进行文化与价值观的渗透,在网络空间推行霸权。我国应当大力培养自己的优秀信息人才,自主研发各类信息技术产品,从而逐渐在技术方面自立自强,不再受制于人。

由于网上不良信息及各种违规行为层出不穷,不断开发应对网上问题的技术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有必要对网上内容进行分级和过滤,对执法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等等。我国工业信息部2009年6月9日通知,自当年7月1日起,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将在计算机硬盘或随机光盘内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用于拦截色情内容、控制上网时间、查看记录等,进口计算机在我国销售前也将预装软件。过滤软件有利于净化信息环境,通过为用户提供一个标准灵活的系统,过滤那些重复、无用、有害的信息,既能保护用户不被不良信息骚扰,又能帮助用户高效寻找所需的信息,对于保护儿童远离不良信息,意义更大。

法律与政策都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制定、执行相关法律、政策,采用适合网络特征的管理方法,对于干预、调控和引导网络传播也很有必要。虽然各国普遍认识到网络的主要精神是自由,但都同意不能不加管理。各国都非常重视网络法律、政策以及各种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我国为了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满足公众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促进网络信息健康、有序发展,文化部在2003年颁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在2006年又制定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6年7月1日国务院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网络立法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解决网络环境下方方面面的矛盾,确立了操作性较强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30多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专门立法和其他立法相结合、涵盖不同法律层级、覆盖互联网管理主要领域和主要环节的互联网法律制度。这些法律法规为依法管理互联网提供了基本依据,为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际舆论带有一定的非理性倾向,需要积极的引导。如果不将网络舆论的内容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对各种观点做出理性的疏导,极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对社会风气、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成功建立参照系引导网络舆论的范例。如人民网“强国论坛”,无论国内外发生任何大事件乃至网民关注的民生社情问题,强国论坛都会请来有关政府官员与相关专家及当事人做嘉宾访谈,用主流、权威及真实可信的声音占领论坛,在与网友的讨论中,整合、梳理论坛上杂乱无章的信息,在互动中引导舆论。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主动及时发布真实信息,避免某些国外敌对势力为混淆视听而进行的“议程设置”,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占据主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网络传播对于所有的管理和引导的挑战将是持续性的。尽管我们可能制定详备严密的法律、政策和各种规章,但是“详备严密”总是相对的,同网络的飞速灵活发展相比,法律、政策、规章总是易于滞后。网络及其传播的特性使得任何外在的管理都可能存在相当的难度,总有法律、政策及各种制度无法或不及管束的领域,因而在网络空间提倡道德自律就尤其必要。只有人们把对外在道德规范的遵守、对舆论监督的畏惧内化为自觉的道德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规避不道德的念头和行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网络空间才会成为和谐有序健康的空间,网络传播的公信力也才会有效提升。

网络传播不断发展,对网络传播及相关领域价值问题的研究也永无止境,研究角度可以有多种,本文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种,一些方面也只是初步涉及,没有深入展开。我们期待更完善的理论体系的出现,也期待着一个更理想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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