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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纽约大学教授Rodney Benson开始研究不同类型的媒体所有权时，他首先被非独特的美国式盈利性新闻打动。然而，当他开始采访非盈利新闻机构工作人员时，他发现了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他们似乎和商业媒体没有什么不同”。

前两周，《卫报》和《纽约时报》都推出了一些慈善项目，它们将为某些特定问题的报道努力筹集资金。过去10年或15年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德克萨斯论坛报》、ProPublica、《明尼苏达邮报》、马歇尔计划)或决定成为非营利组织(Honolulu Civil Beat、Tulsa Frontier)的一些机构也有一些类似的行为。Rodney Benson所写的关于非营利性新闻机构的所有报道都清楚地表明，这些网站面临着许多与盈利性新闻机构同样的压力：试图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观众、提高订阅收入、担心流量、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新闻机构合作。

非营利模式有一些明显的好处——比如能够发布市场力量可能无法支持的重要新闻。基金会要求非营利媒体在经济上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希望这些媒体能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并不容易。

“基金会能解决新闻业危机吗?”Benson的新论文着眼于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支持的新闻机构在美国的作用，探索该模式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LAURA HAZARD OWEN:是什么让你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的？

RODNEY BENSON:过去几年我一直在与瑞典和法国的一些同事合作研究媒体所有权，这个问题是此项研究的一部分。我采访了基金会的一些人，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我被他们的市场导向所震惊。他们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压力，也没有像商业新闻机构一样的压力，但他们似乎和商业媒体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研究的动机。

OWEN: 你说他们以市场为导向是什么意思?

BENSON:他们使用Chartbeat（在线网站实流量统计平台）和其他类型的观众指标。他们想要减少教会的补贴，并想办法从观众或广告商那里获得更多的钱。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必担心这样的事情。

我也被许多基金会的人谈论[资助非盈利新闻]的方式所震惊:他们不是为了长期的发展，只是为了帮助媒体完成市场过渡。

OWEN: 你研究过商业新闻机构、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的组成，也发现“金融精英主导了所有三种组织的监管”，而且这些新闻机构中有很多来自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这会对其所生产的内容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且，如果“慈善支持主要是强化和扩展了上中产阶级以及主流美国新闻业的企业导向，”那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BENSON:我认为很多基金会支持的媒体正在做的是，向已经获得大量高质量新闻的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解决公民普遍缺乏公共知识的问题。

许多基金会支持的媒体的座右铭似乎是为高收入、高教育受众群体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当他们从基金会获取资金支持时，已经知道:他们必须是可持续的。因此就必须找到合适的受众，大的或小的捐赠者，或者是公司的赞助者。我认为这会对新闻到达的受众范围造成不利影响。

基金会要求非营利媒体在经济上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希望这些媒体能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并不容易。怎样才能有影响力?通常，这些组织会与商业媒体建立合作关系。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但也将他们与更大的商业媒体系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必须制作出商业媒体所能接受的内容。如何可持续？他们必须让自己摆脱基金会的资助，因为基金会并不会长期为他们提供资金。其他收入来源包括付费观众、订阅、企业赞助和广告。然后，他们真正把目标对准了这些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受众，这使得他们几乎与利基商业媒体无法区分。我认为，非营利组织为商业媒体提供一种激进替代方式的潜力正在消失。

OWEN:你认为哪些非营利性组织在提供激进的替代方案方面做得很好?

BENSON: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是《旧金山的公共新闻》，它的口号是它想成为“工作人员的华尔街日报”。“它确实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深度调查报告，但同时也想办法将这些报告分发给低收入社区。”他们努力吸引更广泛受众的方法之一是继续印刷报纸，因为许多穷人和工作贫困的人没有常规的在线访问习惯或条件。

没有多少非营利组织这样做了。更典型的是《明尼苏达邮报》，它非常明确地表明，它的目标不是受众最大化，而是要到达精英受众。

OWEN:如果有更多的钱流向公共广播，你的论文会有什么不同?你是否认为缺乏一个强大的公共广播系统是非营利组织的增长的原因?

BENSON: 我们为公共广播公司(PBS)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PR)提供的资金数额，与所有西欧国家的资金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人均3美元以上，而英国为100美元、德国135美元、挪威177美元。即使将基金会和个人捐助者包括在内，这个国家公共媒体的资金总额还不到人均9美元。欧洲的公共媒体不是小众传媒。比如瑞典的SVT和德国的ARD，已经可以到达30%到40%的人口，在公共平台上有大量的受众。在公共知识传播方面，美国和西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我确实认为美国的非营利媒体比其他地方的更发达。我认为商业媒体没有提供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而加强我们公共媒体的途径已经被封锁了，因此，所有这些能源都进入了非盈利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还不足以应对市场失灵。

OWEN:你的论文主要研究了基金会资助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基金会对“多重重叠和相互竞争的组织使得抗议活动仍将支离破碎。”多样性，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仍然是一个特别的重点，与鼓励深入报道贫穷、不平等、健康、环境和全球发展的努力交织在一起。但被捐赠者的的语言总是温和的，没有系统性的批评。你在和基金会中的人交谈时会有这种感觉吗？

BENSON:我不认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这项研究能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我认为这当中有一些结构性的影响。他们得到了这么多的资金请求，他们希望在各处都种下一些种子，期盼有什么东西能发芽。但我认为它的结构效应是，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力。基金会有一种结构性的激励，不是为真正激进的结构改革提供资金，或者真正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更广泛的变革。他们正在寻找政策修正，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更大的现状作为一个给定的，并寻找方法使给定的系统比现在的工作更好。

OWEN:不久前《纽约时报》和《卫报》推出了慈善项目，他们将寻求基金会资助来报道某些问题。你对这样的计划有什么看法?

BENSON: 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为什么不试着找出支持高质量新闻的方法呢?《赫芬顿邮报就曾有一个非盈利组织，一些时候的基金会给商业媒体提供资金。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其他公司就给《洛杉矶时报》提供了资金。

《纽约时报》和《卫报》已经开始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市场压力隔绝。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利用基金会的支持来拓展他们对新观众的影响力，而不是为已经获得了大量高质量新闻的观众服务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OWEN：在论文的结束语中，你写道:

基金会支持的非营利新闻媒体深深融入美国超商业化新闻生产和流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大多数的公众都被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信息娱乐和赞助内容，而一小部分深入（有限）的关键新闻仍然集中在高文化资本精英的中。虽然这种精英新闻可能在过去产生了强大的议程设置效应，但当代美国媒体格局的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使得高质量新闻更有可能被“优质”受众所消耗。这对精英阶层以及那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提升这个系统？

BENSON: 我确定的一个问题是基金会越来越倾向于以项目为基础的资金资助，而不是长期的组织资金资助。如果基金会世界本身能够认识到长期组织资助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将是一个进步。

此外，还应制定基金会的行为准则和捐赠的大笔资金。很明显，他们不会试图干预他们所支持的工作。另一个想法是支持媒体的小型网络捐助。如果有办法利用一些支持政治运动的能量，那么是否可以代表非营利媒体来吸引广大受众呢？

最后（尽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努力增加公共资金——这是一种从全体民众中获取的资金，并鼓励新闻机构向广大公众提供内容。美国公共媒体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来自于对高收入捐赠者和企业赞助商的依赖。

责任编辑：秦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