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17年第2期“对话高端专栏”；对话嘉宾吴飞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对话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祝旸彤。

问：新媒体环境下，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如VR、直播等，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成长的大学教师，需要在知识结构等方面弥补一定程度上的不足，您对此有何建议？

吴飞：现在，对新的传播技术其实很难预测。目前，VR、直播等各种不同的新手段都出现了。现在的年轻教师，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一点、快一点。但像我们这一代，在传统媒体环境下长大的教师，可能在知识结构以及观念意识方面都有不足。比如，我们可能对于新媒体对于年轻人的渗透性、重要性没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及感知。我们也不太了解新媒体环境的结构模式，尤其是由此导致的接触信息的模式相互间有多大的不同。没有确切的数据对这些知识给我们一个相关的补充，也没有特别好的报道能告诉我们与新生的人类及“二次元人类”有什么不一样。因此，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个人的建议是，经历传统媒体环境的教师需要有更多新媒体的实践，不仅需要更多地进入和了解新媒体，而且需要对技术哲学的内涵做一些思考。这样，我们就会在知识的转换和转型上有很好的弥补。

问：对技术哲学的思考，您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角度呢？

吴飞：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我们进入技术时代的深度。为了应对技术时代的迅猛来临，我们迫切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储备与文化资源。正因如此，作为对技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兴学科，技术哲学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在现代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影响下，在个体不断追求媒介技术创新变革的过程中，技术哲学以人工智能理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为理论基础，成功地揭示了新媒体技术存在和发展的背景、缘由、基础。从产生至今，新媒体技术经历了信息聚合的Web1.0时代到互动共享的Web2.0时代，再到价值再现的Web3.0时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成为影响时代发展的重要媒体技术。新媒体技术是在数字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借助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设备实现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新型媒介技术，其互动化、窄播化、自由化的特点，广泛存在于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互动性电视媒体、户外媒体等多种新媒体技术形态。在技术使用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劳动力的发展，带来了劳动方式的转变。新媒体技术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学习工作方式的变迁，休闲娱乐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新媒体技术导致交往各方交往内容、交往形式的转变，影响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塑造，并推动了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这些都可以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加以思考。

问：新媒体虽然给社会的传播体系带来更便捷、更快速、更具有互动性的巨变，但与传统媒体相比，是否有缺失的地方呢？

吴飞：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当然更便捷、更快捷、更具有互动性，但是仍有许多方面的不足。最大的不足是有学者提出的，知识的碎片化问题以及多媒体的呈现导致人的思维跟不上的问题。网络化、多媒体化的信息，更让人能直观地接受。但是，人类长时间由线性媒体及文字化传播所训练的思维结构，都是传统媒体的符号化系统所建构的，新媒体的这种跳跃性，可能切割了我们与传统文化的勾连。但是，这种断裂的严重性到底怎样，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做支撑。我个人的感觉是，碎片化的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模型已经让我们很难静下心来去看一些传统文本，但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断裂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新媒体的缺陷最重要的表征。

问：新媒体对于新闻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在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从业者的采编模式也必然发生重大改变，您对此有何看法？

吴飞：新媒体对新闻学的研究确实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新闻从业者的采编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变化。就这一点而言，新闻学的研究可能需要我们把以前不太重视的技术维度考虑得更多一些，因为媒体融合技术、VR、人工智能技术等，都是在传统技术基础上产生的质的飞跃，包括我们现在强调的大数据，对小规模样本的统计，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对于从新闻业者来讲，我们所使用的设备、所呈现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因为，现在是通过点击量才能带来广告回报的这样一个模型。但是，许多东西还是相通的，能不能写出很有价值的文章、能不能发现很有价值的信息，等等，都是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从这个角度讲，传统的新闻从业者要想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得比较好，需要有对重大事件的梳理、整理能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传统的新闻采编记者需要具有新闻专业主义，包括新闻伦理道德等，您认为，在新媒体环境对新闻从业人员有哪些新的要求呢？

吴飞：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需要有新闻专业主义的修养，有一系列相关伦理的规范。就中国目前的状态来讲，这些似乎被新媒体打断了。因为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播者。而许多人没有经过传统新闻媒体的训练，对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可能是一窍不通，当然会提出许多新的挑战。现在，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人当成新闻从业者，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公民、普通的公众，只不过是参与了新闻的传播和生产而已。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从事的是新闻的生产和建构工作，那么传统的新闻媒体的范式还是有部分价值的，比如我们对客观性的要求、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对新闻道德伦理自律的机制，都可以成为之后从事新闻行业的操作伦理。但这些如何内化成每个新闻从业者的诉求，还是需要考量的。

问：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生产、流通及接收过程的改变，让普通大众都成为“爆料者”“发声者”，您对此有何看法？

吴飞：普通的大众成为爆料者发声者，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的信息源越来越开放了，超越了传统的从业者对信息采集、加工的限制。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角落发出的声音，都有可能被听见或者被看见。但是，这会导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过载。信息太多了，如何去选择？还有一个问题是，大众爆的料，如何能够成为我们可以接收的信息以及文本的可靠性、真实性问题，传播的有效性问题，都需要认认真真去考量。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

问：有学者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将民族志引入新闻实践，一些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感兴趣的记者也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展开对话，探讨质性研究方法进入新闻实务的可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念？

吴飞：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在新媒体环境下将民族志引入新闻实践。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质性研究方法进入，社会科学研究不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对新闻实务很有帮助，只不过我们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这方面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民族志的方式是通过进入一个人群里，不论是少数民族社区还是一个国家，通过参与式的侦察方式获得真切的感受、知识和经验。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对于我们传统方式下获得的新闻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早期的新闻采访，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对个别人的采访建构新闻文本。但是因为时间不足，这种类型的文本在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上都有所欠缺。所以，把民族志的方法引入新闻实践，是有它的价值的。当然，这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新闻是一个抢时间的产品，没有足够的时间等新闻事件的原貌呈现出来再去写新闻报道。好在未来的渠道是开放的，渠道的容量是无限的，每次的观察可能是一篇田野日记、一篇新闻报道，等一定时间后再对新闻事件做一个质的提升。但具体的操作方法，尚待考察。

问：当前民族志在新闻中已有若干应用，关于民族志与新闻的内在关系及民族志新闻的实现前提尚需进一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民族志新闻的应用范围与发展前景还有待探索。您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是否该在新闻学科引入民族志学习？

吴飞：新闻学科已经引入了民族志的学习，这已经不是一个大的难题。许多新闻传播院校里，都有相关的训练。比如人种学、民族志的学习，都已经展开了。新闻学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学科建制方面没有做好，还没有很好的课程或教师来引导学生进行训练。现在各高校的暑期都会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调查，但对于学生了解一个地方是有帮助的。如果能有理论方法论的指导，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是，不论是学科建设还是教师的民族志教学，从目前看都还有所欠缺。

问：刚才您谈了在新媒体时期，新闻实务和新闻学科教学出现的新的变化和要求，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下，您认为对新闻专业主义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是这个领域里所立的标杆，可能永远无法到达这个标杆，但不妨碍我们为了这个目标而一直在路上。按照数学来讲，这是一个逼近的过程。

我们总是拿国情或者传统来看待专业主义，说中国的土壤不适宜专业主义，从而拒绝专业主义。这样的解读是片面的。真正好的东西，是没有国界之分的。

首先，新闻该做什么、媒体该做什么，这是一种终极追求，到哪里都是相通的。当媒体成为社会媒体、公共媒体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能够为我们每一个人自主自治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好服务社会提供一种抓手。这就意味着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共识性、通识性的追求。

不管是专业主义理念支持的媒体，抑或其他理念支持的媒体，只要是为建构公民社会服务的，就是相通的东西。

其次，现在我们开始强调多元化、多维度。其实专业主义所支撑的新闻专业主义也只是众多新闻理念中的一种，尚有许多其他不同的理念。关键是让民众自己做选择，民众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只有专业主义这一种理念，这个世界未见得会有多美好。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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