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百度搜索指数显示，自8月6日的开幕式掀起第一个舆情波峰，随后有关“里约奥运会”的舆情热度居高不下，高潮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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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谁还记得，里约奥运会举办前却被各种不看好？场馆没有修好、媒体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住宿条件差、运动员遭遇偷窃、帆船项目比赛水域臭气熏天、直通奥运场馆的地铁线未通车……微博、微信中各种吐槽文章扩散，一度被网友戏称为“里约大冒险”。
然而，8月6日的开幕式几乎瞬间消解了全世界异样的眼光，媒体抨击和网民嘲讽一夜之间全部不见了，正面情绪持续上扬，“惊艳全场”、“不可思议”、“相当完美”、“宽容”、“非凡之城”等词语成为新的标签，奥运舆情出现大逆转，舆情生态锐度减轻。
媒体报道也“画风急转”，称赞里约奥组委精打细算，跳出奥运“烧钱”的魔咒，拓展出一条新的路径，颇具创意与特色。网民开始对巴西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给予关注，国际奥委会也在14日给出初步评价，认为里约奥组委“实现了当初的承诺”。
拟态环境中，选择性机制引发舆论连锁反应
从“最LOW”到“最艳”的反转，从“史上最糟”到“总体良好”的评价，里约奥运会真的是一夜之间完美逆袭吗？或许，本届奥运会本身并没有之前描述的那么差，所谓“逆转”，不过是拟态环境下选择性机制引发的连锁反应。
拟态环境是由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提出的经典理论，他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新闻和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展示一种信息环境，这种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拟态环境”。
以此来解释里约奥运会，我们会发现，网民对于里约的认知，并非是通过亲临其境的实践，大多是依赖于媒介和社交渠道的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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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各大媒介平台集中大量的负面信息固化了网民对里约奥运会的偏向评价，受思维成见的影响，网民会有选择性地接触、理解和记忆与自己看法相一致的信息。在网络“回声室效应”影响下，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进一步强化了网民的既有印象，并以夸张和扭曲的形式重复，造成“本届奥运会不行”的普遍解读。
在一些热点舆情事件中，类似的“标签化”与“合理想象”的选择性机制一再上演，造成舆论的偏离，影响着网民的价值判断。
比如，在成都女司机被打、南京“偷鸡腿”妈妈事件、老虎伤人事件等舆情中，研究舆情传播的文本可发现，媒体和网民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预设立场态度，涉事人被“贴标签”，网民有倾向性地选择能佐证自己的信息，甚至根据既有报道做合理想象和推断，舆论集体一般倒，而真相却相距甚远。
自媒体时代，拟态环境的构建容易偏离现实
李普曼解释道，“现实环境总体上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而无法直接去了解。然而我们要在那种环境(现实环境)中行动，就必须以一个简单的多的模式来重构真正的环境，然后才能掌握它。”所谓“简单的多的模式”，便是通过大众传播来构建拟态环境，实际上，借助各类媒介获取信息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然而，大众传播在自媒体时代有了新的面貌，曾经适用于传统媒体的拟态环境理论也有了新的变化。
有人认为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交流更加自由和全面，传者和受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自媒体将带领网民摆脱拟态环境的束缚，真正接近于真实的现实。
但实际上，传播主体的位移或变更，只是减损了传统媒体营造拟态环境的权威性，将权力解放给自媒体。拟态环境依然存在，对现实环境的影响也更加复杂和敏感。获得话语权的网民、大V和其他组织机构，通过各种自媒体发声，复杂的信息源带来大量的信息，受众无从考证也不愿考证，热点事件中舆论反转的几率上升。
有时候一条消息出现不到半天就会出现辟谣，辟谣帖和谣言帖一起交叉传播,真真假假难以区分，舆论发展经常会出现“变异”并形成多种“真相”并存的“众声喧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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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信息碎片化的语境中，网民在极短的时间内,依据有限的事实,容易对事件进行简单的情绪化判断。如“公务员”、“城管小贩”、“无良医生”、“公知教授”、“上访户”、“强拆”等，一旦当事人被贴上身份标签，网民的是非曲直判断就基本不再依赖事实。标签的转换牵动着公众的情绪变化，形成刻板成见。
例如，在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中，在事实没有明晰的情况下，一些自媒体和网民在传播中便使用“坏人变老”、“无良老者”等具有丑化老人嫌疑的表述，形成对“倒地老人”避而远之的暗示。在围观心理驱使下，助人为乐等传统价值观式微，帮助弱者的社会负面效应被夸大。但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那么多的“无良老人”，扶危救困仍是社会价值观的主流。
加之，部分自媒体把关不严，为了博眼球，过早地发布某些能够赚取“点击量”的消息,或有意突出新闻事件中的某些细节或特征，为舆论的情绪化推波助澜，受众便会在报道构建的拟态环境中被片面的新闻报道所影响,产生偏离现实的认知。例如，一些媒体会有意凸显当事人中“富二代”、“官二代”的身份，其出发点或许在于合理怀疑、促进社会公正，但也同时给公众塑造了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财富极度膨胀的主观现实，刺激了草根阶层的仇富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凝聚力。
拟态环境加速环境化，舆情引导关口需前移
关于拟态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理论，即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
相似的，美国传播学者沃伦·布里德也提出“潜网”概念：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而这类控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用一个形象化的词来概括就叫“潜网”。处于“潜网”中的受众，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对环境的监测及采取的社会行动，都是基于媒介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模式的限制，受众对于大众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反作用力并不是很明显。如今，自媒体的及时性和互动性加速了信息的传播过程和拟态环境的生成过程，而自媒体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如微博、微信的实名注册），又加深了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影响：网络虚拟社区和现实社会都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交叠，如果处理不当，其对舆论生态的负效应也会放大。因此，自媒体时代拟态环境下的舆情引导需要关口前移，需要各方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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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传统媒体依然任重道远，加强议程设置和媒介环境建设是不可推卸的使命。主流媒体在大事要闻中及时发声，通过联合行动强化某个中心议题的受众关注度，能够营造健康的拟态环境净化网络舆论，将偏离主流的思想带到社会正轨上来。
另一方面，自媒体需要加强自律，珍惜手中的话语权，力戒“抢首发”、“抢时效”的浮躁心态，秉持客观、公正、平衡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对于网民来说，由于网民在舆论发酵、演化过程中的高度参与性，除了慎独自律之外，并没有能够合理制约网民过激言论和非理性集群的有效机制。因此，解决之道正在于网民自身，提高媒介素养、克制情绪、兼听各方、慎做判断显得十分重要。
此外，规避自媒体对拟态环境的负作用，减少舆论被操纵的可能，更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积极作为。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治理不仅仅是宣传部门的事，需要有机协调与整合相关管理部门，打破信息割据，创新舆情治理机制，发挥政府、媒体、公众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建立健全媒体报道的内外监督机制，致力于构建一个健康良性的网络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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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舆情分析师 詹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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