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似乎很流行给普通词语加个前缀“后”来形容这个词语在当代发生了较大变化，产生了新的特点，例如，后现代，后冷战，后真相，后秩序，后西方，后工业化，后殖民等等，今天来讨论一下其中一个年龄还很小的词“后真相”，英文是post-truth.
1
为什么是”后“真相
关于后真相和post-truth本身，夏莹教授有自己的见解，“后（post）被附加在“现代主义”之前所构筑的“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其本意指一种彻底的思想断裂，同时也遗憾着面对这一思潮之观念的迷茫，但这一命名方式让以此方式命名的思潮都带上了理论的原罪：即所有附带post的明明都与“无可命名”的非确定性相关联。
Post的命名方式是我们试图将新事物纳入到旧的解释系统之内的有效方式，尽管无法忽视这一新事件集合带来的新的境遇，但这一命名结果让我们在面对相关新事件时采取否定态度。其次post-truth直译应为“后真理”，我国学界讨论时转译为“后真相”其实包含对“真”的诉求层面发生了转换，真理不是真相。但牛津词典的解释形容的是客观事实被人的主观情感所干扰，这样看中文转译又很准确。
所以命名的错位来自英文表述，对于特定情景的描述，是真相但是用词却是truth真理。这一概念的流行是因为2016年两个黑天鹅事件，从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客观事实的消逝。所以与其说我们进入后真相时代post-truth,不如说我们进入了后真实post-facts，后客观post-objective的时代。
2
”后真相“文献”数“读
通过在知网，Taylor ＆ Francis Online，SAGE Journals搜索关键词，发现与“后真相”和“post-truth”相关的文献大多是发表于2016，2017，2017最多，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相关文献。”后真相“的概念虽然是2016年流行起来的，但是在西方它的诞生最早要追溯到1992年Steve Tesekkür在《Nati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 What a 25-Year-Old Essay Tells Us about the Current Moment, the Nation》。2016年流行之后才在中国学界有了相关研究。
在知网检索出2016相关文献5篇，2017有110篇，之前年份没有相关文献，最早一篇文献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2.15发表的《美国民主在“后真相时代”能存活吗？》，本期我们选择了来源期刊为核心或CSSCI的31篇论文来梳理下中国学者对“后真相”这个词的研究成果，然后把理论和我们对最近发生的社会事件的相关分析结合。
这几十篇文献的主题是围绕“后真相”的产生，发展，影响，内涵等方面进行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后真相时代给新闻带来的挑战
国际新闻报道；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价值的标准；中国新闻业；真新闻；舆论引导
2.后真相时代一些概念发生了变化
事实核查；修辞术博弈；谣言；别样公共性和新秩序；共享视角
3.后真相时代媒体的参与
社交媒体的乖张；社会抗争的假新闻；治理假新闻的实践和创新
4.对后真相的研究
后真相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引入中国的意义；后真相政治
此外这些文献中常提到的一些概念：
事实核查；新闻专业主义；民粹主义；虚拟公共空间；公共领域；过滤气泡；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回声室；网络社群；纠偏效应；证实性偏差；诉诸情感；坏的主观性；反智主义；历史书写；受众心理；事实查验；后共识
文献中提到的案例：
乌克兰危机，利比亚内战， 美国总统选举， 川普twitter治国， 印度入侵中国洞朗地区
游客日本旅游偷走酒店马桶盖 ，罗尔借女儿病情营销， 大妈碰瓷， 上海姑娘除夕夜逃离江西农村， 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 ，成都女司机被打
3
“后真相”的概念
Post-truth首次出现是1992年Steve Tesekkür在《Nati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 What a 25-Year-Old Essay Tells Us about the Current Moment, the Nation》,文章联系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批判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操纵媒体，为了国家利益只报道政府希望民众看到的内容，进而让美国大众“作为一个自由人，自由地决定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强调了政府与媒体合作制造共识。
之后在2004年，作家Ralph Keyes在他的书《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中使用了后真相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真实与谎言的清晰界限，还有第三种“模糊的陈述”介于真实与谎言之间，并且人类可以通过这种模糊的陈述挑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进而迎合民众的情绪。同时他还揭示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新动向是通过网络舆论影响或操控民意的“后真相政治”。
2010年，大卫?罗伯茨将“后真相政治”视作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即“媒体报道，公众舆论和政策讨论完全脱钩”。虽然“后真相”自出现起一直有学者讨论，但是从来没有哪一年像2016年这样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因为2016年发生了两个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和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令“后真相”和“后真相政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1.牛津词典（2016）：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
It is defined as an adjective relating to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emotion appeals.
2.《纽约时报》（2016）把“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客观情况。
3.《经济学人》（2016）文章《Art of the Lie》认为后真相其实展现了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
4.维基百科没有post-truth的解释，可能因为这个词最开始就是用来描述政治文化的。
Post-truth politics is a political culture in which debate is framed largely by appeals to emotion disconnected from the details of policy, and by the repeated assertion of talking points to which factual rebuttals are ignored. Post-truth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contesting and falsifying of truth by rendering it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5.维基百科中文认为后真相政治解释为一种政治文化，也是当今国际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指忽视真相，不顾事实的委婉说法，把它当作趋势而不是问题更加危险。将后真相看作新常态会让新闻媒体丧失存在价值，值得警惕。
6.《后真相政治时代》（2016）中威廉?戴维斯认为事实权威已经衰落了很长时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危险的后真相政治时代，真相不再是被扭曲或者受到争议的对象，而是它本身已变得不再重要，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和偏见来做出判断。
4
”后真相“相关概念和现象
A.“后真相”政治
1.在形成民意方面，相比情感与个人信念，事实或真相无足轻重。2.倘若需要，可以直接捏造事实或真相。3.谎言败露却无政治代价，反而可能大获政治红利。
后真相政治兴起的动因：1.全球化为其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造成国家内部不平等，贫富悬殊，两级分化。2.民粹主义直接催生了后真相政治。事实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立场。3.社交媒体为后真相政治兴起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社交媒体的流行使事实来源多元化，每个用户都可以就任何问题发声，不同渠道有不同诉求，不同诉求有不同的利益，事实和真相在众声喧哗中隐而不现。社会文化方面，后现代理论掏空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哲学根基，为后真相的兴起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王金林，2017）
B.媒体和”后真相”时代的关系是什么呢？
社交媒体乱象是后真相时代的主要推手，其颠覆媒体固有价值观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一是被商业逻辑主宰的社交媒体界面充斥着谎言和假新闻。二是社交媒体没有社会责任，在虚拟公共空间，人们为换取点击率不断降低底线，发布你想知道的内容来迎合原有观点，加强偏见，导向极化社会，由此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异化。
由于社交媒体天然的传播属性，比严肃的事实报道，以惊惧愤怒或惧怕为情感色彩的消息总能得到更广泛传播，中立客观的报道难得到共鸣。符合既定口味的大量同质化信息将人们包在过滤气泡中，不明事理的人看到的内容越多，自身越偏执，造成群体非理性情绪不断蔓延强化。（陈龙，2017）
C.“后真相”产生与滞后性
传统是没有传播就没有事实，事实化的过程必须建立在时间的滞后性基础上，只有滞后性才能有事实的选择和核实。后真相就是建立在后事实基础上的扯淡文化。
互联网时代滞后性消失，所有消息都能实时同步。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使用户获得发声权利，成为‘传受过渡体’，新闻线索采集者身份构成发生改变，信息数量急剧增多。只有对一个话题进行持之以恒的调查和讨论，消息来源才可能持续增多，带来事实的最终筛选。过去坚持的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的原则在直播压力下逐渐让位，新闻核实在时间上压缩，从新闻生产环节上被取消，专业媒体进行核实的资格动机也受到质疑。（南塬飞雪,胡翼青，2017）
D.”后真相”与”后秩序”
后真相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后真相作为一种体系外的力量，对既有的秩序体系构成了威胁和挑战，有可能使艰难建立起来的现有秩序进入一种失序，无序的后秩序状态。后真相力量自身或假借操纵利用了后真相的某种力量，所直接瓦解和挑战的是现有体系的知识神圣性，知识合法性，通过质疑现有体系所建构的已有真相的真实性，通过还原所谓的真相背后的真相，通过追求所谓更真实甚至细节真实的背后真相，让人们对现有体系所建构所尊重的知识，真相道德伦理信仰信念等产生质疑和怀疑。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得到反思和确认的未来，其发泄的是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导向的是对现有秩序的瓦解，而不是新秩序的建立。（陈忠，2017）
E.“后真相”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的危机和新闻价值的改变
新闻专业主义在后真相时代存在的危机就是公众不再以真相作为自己观念和行动的起点，代之以体验诚意和狂欢。受众不关心真相，甘愿陷在变动不安的情绪和立场的狂欢中不可自拔，在没有事实依据前提下不负责任地发表意见。今天的受众不适合被继续假定为具有足够信息素养和理性的思想者，而是分散的，懒于自行思考的个体。“新闻游牧者”以自我为中心，在多个平台间切换，找到需要的新闻。
推送感兴趣的新闻内容的算法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忘记了真相。反转新闻很少人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没留下教训。（南塬飞雪,胡翼青，2017）
新闻价值之变：
1.时新性向实时性转变。2.显要性向实用性转变。3.接近性向亲近性转变。（关注信息和人的关系和算法，回声室效应）4.趣味性向媚俗性转变。（易艳刚，2017）
5
”后真相“的理论解释
F.如何用传播学理论解释“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乱象？
强大影响理论（杨彩?本克勒＆伊桑?扎克曼）：
以布莱巴特新闻网为代表的右翼新闻网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体系内海量传播误导信息，主导了整个大选的议题走向和舆论生态。大选期间美国媒体的传播生态是严重不均衡的。缺乏多样性平衡性的传播生态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信息流动性的减弱，右翼媒体变成内部一致，相对隔离的过滤气泡和回声室，社群内部的受众持续受到同质化信息反复出现形成的累积效应、共鸣效应与遍在效应的影响，对议题的认知出现了一致性的偏向，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被联接为一个具有强烈归属感和排他性的内群体。信息系统是封闭的、单一化的传播生态，失去了纠偏效应。
有限影响理论（雅各?尼尔森、亨特?艾尔科特＆马修?詹茨科）：
假新闻并没有传统媒体评判的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阅读。获取假新闻的受众也不会被过滤气泡阻隔而处于封闭的信息环境中。假新闻的读者也是真实信息的受众。但是受众转发假新闻的热情远远高于真实信息。它的规模小于真实信息，但在社交媒体上产生的影响很显著。亨特?艾尔科特和马修?詹茨科发现社交媒体是假新闻最主要的源头但不是受众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
证实性偏差理论（费尔?门瑟）：
在求证不确定的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默认其真实性而不是证伪。人们存在认知吝啬特征，即人们总希望能保存自己认知的能量，减少认知的负担。倾向于相信能让自己感到舒服的信息或者说与既往认知相符合的信息。因此受众在接触到假新闻的时候首先判断的不是它的内容是否准确，而是是否与自己既有认知接近。社交媒体的野火效应和回声室效应的双重作用下，“自净”和“纠偏”只是善意的期望。在假新闻反复被转发的过程中，一种被扭曲的集体记忆在悄然形成，记忆塑造内群体身份，内群体身份再强化证实性偏差，形成恶性循环。（史安斌、王沛楠，2017）
新媒体增加了普通受众个体在信息传播中的选择权，即用鼠标投票的权利。信息选择过程中的两种心理机制：1.确认偏误，指人在搜集信息时会受到自己已有信念或假设也就是先验信念的影响，人们偏向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并选择性的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矛盾的资讯，并加以片面诠释。2.认知捷径，面对复杂情形时需要作出判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将全部可得的信息纳入决策，而依赖于头脑中现成的框架，背景，利用简单类比或归因的方式得出结论。这里的受众不是一群具备足够信息素养和认知理性的独立思想者，而是被视为分散的懒于自行思考的个体。（王舒怀，2017）
6
“后真相”与中国网络舆论
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因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勃兴，传媒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大众政治时代就此到来。基于技术和社会的双重逻辑，大众政治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中主要以舆论形式发挥影响。（李良荣，2015）也因社交媒体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事件也呈现出“后真相”的特征。
舆情反转，指随着事件的细节，过程逐步明朗，舆论焦点开始转移，网民质疑，批驳或同情的对象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反转。
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后真相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李良荣、张盛，2012）传统时代，新闻机构致力于报道事实，虽然无法完全再现事件本身，但以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职业守则成就了新闻媒体第四权力的地位，随着行业不断发展而衍生的行业规范和媒介伦理为每一位新闻人划定了报道红线，即报道真实。技术的发展在重塑媒体报道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社交平台的出现赋予了每一位公众发布信息的权力，在整个传播链条中，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传播者，而受众也不再是固定的接收者。
人人能发声也导致了信息环境的混乱，胡泳教授曾这样描述道，“描述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感情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此为后真相时代。“事实查验的传播失灵表现了新闻业职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后真相时代下事实的意义发生了偏移，公众对情绪化的语言深信不疑，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极大的挑战。
2016年11月8日，共和党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出任了美国第58届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推特治国，讽刺新闻界制造假新闻的总统。同年6月份，英国在某些政党和团体的主张下，通过全民公投退出了欧盟，令人费解的是，在成功退出欧盟之后，部分英国公众在社交媒体表示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并发出是否可以重回欧盟的疑问。两件事件拥有部分共同的特点，公众舆论中鲜见理性客观的声音，多为情绪化和强调个人理念的话语，这正对应了后真相时代的部分特质。2004年，作家凯伊斯在提出“后真相时代”一词时曾阐述道，“人类不只拥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一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回归谎言。不过精明的人类已经为篡改真相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不会像从前一样为此感到有罪、焦虑和羞愧。”
7
”后真相“与江歌案
信息技术的更新带来了传播形态的变化，也参与了后真相语境的形塑。近期“局面”就“江歌案”发布了25个短视频，重新引发了公众对该案的关注，江歌因为刘鑫和陈世峰的感情纠纷被杀害，该事件中击中公众情绪痛点的是刘鑫及其家人对江歌母亲避而不见等反应，江歌因刘鑫而死，作为闺蜜的刘鑫态度恶劣，甚至恶语伤人，说出“再出这种新闻，我就停止协助警察”，“是你闺女命短，跟我有什么关系”等带有攻击性的话语更是加剧了公众的愤怒。
在案件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大量的观点绕过事实发声，如咪蒙发布的《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一文将公众的愤怒推向顶峰，该文字里行间传递出“让人下跪”的情绪，拒绝理性的话语方式，热衷于情绪化表达，文章探讨的重点在于刘鑫到底锁没锁门、刘鑫与陈世峰是否存在不正当关系、刘鑫在江歌遇害后依然快乐生活等，严重偏离案情本身。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大V在舆论场中扮演着推波助澜角色以外，社交平台冗杂的信息量覆盖了中性的讨论，公众挟正义之名进行道德绑架，讽刺“理中客”实际上冷漠的表现。网友@不要和我抢安琪表示“希望网络暴力早点逼死她”获得了20000的点赞量，网民@何玉华mm认为“全国人民判处刘鑫死刑，立即执行”，诸如此类的言论比比皆是，公众的负面情绪通过技术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模糊了关于该案件的关注焦点，即陈世峰作为凶手本身。社交网络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平台，人人都是议题的设置者和推动者，从而加大了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难度，淹没了理性的声音，人们只相信与个人理念相契合的话语，而非真实客观的话语。
不仅是媒介赋权，媒体在操作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也催化了公众的愤怒情绪。“局面”的25个短视频为公众呈现了江歌母亲与刘鑫之间的矛盾，采访中江歌母亲讲述了在江歌遇害后的痛苦生活，刘鑫避而不见和言语攻击，并且表达出希望刘鑫能当面道歉等，然而报道中展现的矛盾并非主要矛盾，“闺蜜害死江歌，毫无悔意并且幸福生活”的叙事模式启动了公众的道德评价机制，刘鑫是否罪该万死成为了判定案件审理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准，“局面”未曾就杀人凶手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真正的杀人凶手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公众将自身代入刘鑫与江歌的闺蜜关系之中，就“闺蜜”的“不讲义气”、“不两肋插刀”宣泄着自己的不满，仿佛自己就是江歌本人。
对比由南方周末报道后引发公众讨论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公众的舆论的焦点则在于欢母亲在受到此种侮辱时是否致使于欢陷入危险境地，于欢杀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该案件引发了公众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间的界限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律完善的进程，这得益于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警惕煽情报道，铁肩担道义的同时也努力还原真相，不因所谓的“正义感”而模糊报道焦点，这正是刑事案件报道过程中媒体所应该坚守的原则，在后真相时代到来之际，真相显得尤为可贵，新闻媒体存在的核心价值是将真相传播至公众，激浊扬清，使公众不被虚假信息和煽情报道所迷惑。
“后真相”在中国的研究从2016年才起步，目前成果还不多，基于“后真相”时代的新闻进行研究的也不太多，主要是在“后真相”这个词基础上研究假新闻、谣言、舆论等内容，跟现实发生的的一些新闻事件也很少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虽然“后真相政治”本身发源于西方，但是现在中国的很多新闻事件报道和大众的舆论都反映出明显的诉诸于情感和信念而不是真相和事实的倾向，这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后真相”时代来临的表现现在我们也不能下定论，关于这个词传入中国后的内涵是不是有变化我们也不能确定，因为现有研究关于“后真相”的概念界定都还在沿用国外文献的内容，我们期待学界今后能有更多更成熟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胡泳. 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4):5-13+126.
[2]南塬飞雪,胡翼青. 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J]. 青年记者,2017,(16):12-14.
[3]陈龙. 修辞术博弈:“后真相时代”的政治传播症候[J]. 探索与争鸣,2017,(04):18-21.
[4]陈龙. 从美国大选看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乖张[J]. 传媒评论,2017,(01):22-23.
[5]张灿灿. “谣言时代”会否否极泰来[J]. 青年记者,2017,(04):95.
[6]刘扬. 趋势或问题：围绕“后真相”一词的思考[J]. 青年记者,2017,(06):20-22.
[7]易艳刚. “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 青年记者,2017,(04):17-19.
[8]史安斌、王沛楠. 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J]. 新闻记者,2017,(06):4-12.
[9]张华. “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 新闻大学,2017,(03):28-33+61+147-148.
[10]王舒怀. 后真相时代：谁动了我的“事实”——基于移动互联网传播技术特征的分析[J]. 青年记者,2017,(06):9-11.
[11]夏莹. “后真相”：一种新的真理形态——兼与吴晓明、汪行福等教授商榷[J]. 探索与争鸣,2017,(06):66-69.
[12]王秋菊.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引导难点及建议[J]. 青年记者,2017,(06):22-24.
[13]李良荣. 传播革命下“新解释框架”建构[J]. 人民论坛，2015（7），33-35
[14]李良荣、张盛. 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一[J]. 现代传播，2012（3），29-31
轮流主编：李彦鸽
88
小强传播?原创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