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社交媒体营销 七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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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对何种规模的企业,客户在哪里,品牌和互动就应该在哪里。对于企业来说,拥有社交媒体是必备的。这是客户选择与品牌沟通的地方,如果你不在,他们就会和另一个品牌产生互动。另外,如果你的品牌没有进入社交媒体,你就没有发言权。

尽管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应用好社交媒体仍然有很大的难度。

这里给出七点小建议,希望能有所启发。

1.有明确的策略

首先,明确你的社交媒体营销策略预期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将其与你的总体商业目标联系起来,以及成功的标准是怎样的。至关重要的。一旦你有了清晰的策略,你就可以从那里开始构建。

2.衡量投资回报率ROI

明确的计划有助于有效地测量ROI。例如,如果您的社交媒体策略旨在扩大您的网站流量,您将通过您的分析工具来测量Web流量来源。或者,如果要建立参与度,你要跟踪有多少人喜欢或分享你的社交内容。

很多营销人往往在投资回报率衡量上遇到困难,因为没有以明确的目标开始。

3.重点放在核心社交媒体渠道上

有很多不同的社交渠道,很多企业都错误地认为他们需要在每一个社交媒体上投入工作。真正需要的只是你的客户在哪里和趋势在哪里。

所以,第一步是要确定什么样的社交媒体渠道客户粘性最高和优先使用的。社交监听工具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方法,确定你已经在哪个渠道拥有较好的存在,以及你的客户如何使用社交平台。例如,你可能会知道80%的优质客户是在微信上,所以决定花80%的时间在微信运营上。

4.善用自动化技术

社交媒体营销的最大障碍往往是人员配备。中小企业通常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有效的管理从社交渠道过来的咨询,反馈。但是,技术和自动化工具可以为你做很多繁琐的工作。例如,可以为90%的客户评论设置自动回复。这只剩下10%需要升级到专业的客户服务人员那里。

5.知道何时需要做出反馈

另一个困惑是是否要对社交渠道上的每件事作出反应。如果有人评论说,“我喜欢这个品牌”,你会很高兴并不用理它。然而,如果有人问问题或抱怨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产品,你就需要用一篇知识文章的链接来回答,让客户可以找到答案。

6.分享合适的内容

如果你不分享那些会吸引你的听众的内容,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多余的。仔细考虑你的品牌形象和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是很重要的;社交媒体是一个互动参与平台,所以你需要分享能与你的受众建立联系的内容。

客户在社交媒体上是进行交流和娱乐的,而不是被营销的。所以,如果你的内容基本是一个销售信息,很有可能,人们不会喜欢,评论和分享你的内容。

7.保持连续和一致性

最后,为了从社交媒体获得最大的价值,一致性是关键。您需要始终如一地发布内容,在消息传递中保持一致,并使用一致的品牌声音。

原文:Dec 08, 2017 By Jeremy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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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安全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模式剖析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周松青

编者按:近日,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亦称脸书事件)持续发酵。当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结构性元素,当人类社会从对一般工具的依赖开始走向对指纹解锁、人脸识别等智慧生活的依赖,当普通民众让渡了“识别性”所获得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的生活轨迹本身构成大数据的一部分,当传统的农业秩序和工业秩序全面转向信息时代的数据秩序,智慧生活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变迁的拐点,秩序切换的混沌也不可避免导致了智慧生活的焦虑,特别有一种焦虑挥之不去,那就是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数据巨机器的形成和人的自由的丧失。我们如何在个体自主性与公共秩序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我们如何在数据权力与伦理权利之间实现新的制衡?我们如何在算法暗箱与隐私通货之间搭建新的规则?我们如何在数据暴力与多元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共识?《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特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联合召开了以“智慧生活与技术治理”为主题的圆桌会议,希冀在对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背后数据监控模式和新型风险社会深度反思的基础上,探求全球的对数据监控之规制的技术治理新政。

4G时代,社交媒体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自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信息话语权分散化,重大新闻事件常常衍生于日常生活中。信息的碎片化、随机性和偶然性,也使安全部门对互联网信息监控面临极大困难,成为巨大的安全隐患。然而,最近爆发的Facebook事件则展示了另一个方面的安全危机,即我们在社交媒体中尽情展现自我的同时,如何保障我们的隐私安全。Facebook丑闻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当这个问题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生态融构在一起时,引爆了潜藏在隐私风险之上的巨大政治风险。斯诺登事件向人们揭示了美国安全机构长期以来对普通民众实施的网络监控,而Facebook事件则揭示了第三方可能利用社交媒体对网民隐私的侵犯。

关于社交媒体监控和数据隐私安全研究,学术界的成果比较少见,本文试图探索已经演变成为红海的社交媒体信息安全监控问题,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社交媒体信息安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安全机构监控社交媒体,以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第二,社交媒体和第三方公司利用社交媒体对网民个人信息收集而形成的大数据,构成隐私安全及衍生的国家安全问题;第三,随机的零星的利用社交媒体中个人信息暴露形成的隐私安全风险。限于篇幅,本文聚焦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探讨美国社交媒体监控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的经验和启示。

社交媒体:信息时代的安全之匙

(一)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传输的基本形态

社交媒体信息分为开放源代码、社交媒体情报、信号情报和人际情报,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以网民社会交往为主要内容的开放性自媒体系统,包括社交网络、微博、社交游戏。社交媒体经历了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四个阶段。信息内容越来越短,发布和回应越来越便捷。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和信息载体,颠覆了传统媒体中专业机构制作和信息发布、读者观看和收听信息的单向模式。信息跨越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界限,使私人生活公共化。政府和商业机构通过收集电话、在线互动数据,可以提供个人习惯、喜好、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丰富细节,瓦解了人们在不同生活领域之间创造的区隔,使精心管理的身份控制受到损害。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信息生产和传输的主要载体。据美国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2015年报告,互联网承载了24亿个互联网用户的通信。在1分钟里,这24亿人传输了1572877千兆字节的数据,包括2亿400万封电子邮件,410万个谷歌搜索,发送690万条脸书短信,347222帖推特和在YouTube上观看138889小时的视频。

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传输的基本形态。第一,社交媒体挤压传统媒体生存空间,迫使其向社交媒体转型,出现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融合的趋势。第二,社交媒体生产的信息占互联网总流量的95%以上,传统媒体信息内容有很高的比例来自社交媒体。第三,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是一场全民运动,几乎有多少个社交媒体用户就有多少个内容生产者,同时,他们在信息的相互传播中,以几何级数扩散信息,放大了信息量和信息效率。

(二)社交媒体成为情报监控的核心

社交媒体为封闭的小群体提供了秘密交往、招募成员的机会。一般群体因为交往内容的脱敏性,不需要建立封闭的小圈子。具有特殊诉求的小群体希望建立封闭的圈子,将可能泄密的人员排斥在外。社交媒体朋友圈权限设定,可以将不熟悉的人排除在外,保持隐秘性。这增加了安全机构监控难度,使之无法迅速掌握封闭小群体的动态。

社交媒体为小群体秘密交往提供隐秘平台,推高了安全监控的难度。第一,隐密的小群体具有高度的内聚性和凝聚力。常常有共同目标和诉求,较少出现内部泄密的情况,不易被外界察觉。第二,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为小群体的秘谋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社交媒体在信息传递、人员招募、聚会议事、私密性等方面提供强大的能力,成为社交媒体技术发展的附产品。魏曼认为,约90%的恐怖组织正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通过使用这些工具,恐怖组织能够不受地理限制地招募新成员。他们利用脸书的社交性质,来到人们身边,从朋友到朋友的朋友,逐渐扩大圈子,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

社交媒体的特征使之成为安全监控的中心。恐怖组织利用它实施恐怖威胁,安全机构也可以利用它追踪恐怖分子,成为掌握情报先机的平台。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的框架和模式

监控社交媒体是互联网时代各国安全机构的重要职能。美国情报和安全机构对社交媒体的监控,在斯诺登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全球震动和担忧,被美国政府和国会认为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可见监控社交媒体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

(一)美国社交媒体的类型和特点

根据社交媒体的主要特性,可以区分为五种类型:交友、微博、视频、聊天、购物。美国拥有世界级的社交媒体,Facebook在全球拥有15亿用户,Twitter有3.1亿用户,Skype有3亿用户。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借鉴,将其他社交媒体好的特征嫁接在自己的应用中,导致社交媒体出现跨界和趋同。美国社交媒体的集中度和垄断指数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但也竞争激烈,呈现群雄逐鹿态势,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的社交网站具有全球性,用户数量冠甲全球。Facebook、Twitter美国国内用户占少数,大部分用户来自全球各地。这种全球性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语言,英语是全球通行语言,英语用户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二是政治环境,美国的社交网站相对保持了较高的开放性,如果不刻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他国用户都可以使用美国的社交网站。

第二,从安全的视角来看,即时聊天是人员交流和联系的重要渠道,其交流内容只有聊天群中的人可见,具有很高的隐秘性,为涉恐小群体的交流提供了一定的隐私保护,使安全监测的难度提高。

第三,社交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渗透在美国达到很高的水平。CNN认为,人们之间的隐私谈话已经终结,越来越多的谈话是通过电子邮件、文本或社交网站进行,人们在电脑上做的每一件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公司所了解,而政府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可以访问这一切。

(二)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的总体框架

美国几乎每一个联邦部门都成立了自己的情报机构,情报总监下辖的情报协会有17个会员单位,这些情报部门根据自身需要通过特定渠道收集情报。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列出三个最重要的情报机构,绘制美国社交媒体监控框架图。(图1)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框架图。注:绘图时只绘制了具有监控意义的箭头,其反馈箭头省略,从理论上说,有箭头相联的两个机构之间,都会有反馈回路,但是某些反馈不构成监控。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的总体特征为:第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是监控的核心机构,监控社交媒体、网民,同时从五眼国家情报机构和私人数据库公司获取情报,全国性数据库主要掌握在这些情报机构手中。第二,各州警察局是次一级的监控机构,监控社交媒体和网民。警察局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监测辖区内的个人和信息,维护治安,搜索罪犯,在技术、数据库上得到联邦情报机构的帮助。第三,五眼国家情报机构监控社交媒体和网民,与美国情报机构交换和共享情报,五眼国家情报机构对于社交媒体和网民不具有强制力,也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第四,社交媒体在受到监控的同时,也监控网民,并根据需要向权力机构提供数据。第五,技术和数据库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获取社交媒体和网民信息,向情报机构和商业公司出售数据谋利。第六,网民是各方监控的中心,同时,网民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向情报机构、社交媒体举报非法和危险行为。

(三)美国社交媒体监控模式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系统庞大而复杂,正如美国庞大的情报体系一样。在多头监控体系中,本文根据一致性和普遍性原则,概括如下五种监控模式。

1.元数据模式收集个人详细档案资料建立数据库是美国安全机构采取的重要措施,监控社交媒体获取个人元数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监控方式被称为元数据模式。美国的FISC法案(外国情报监控法案)授权国家安全局收集个人邮件、电话、互联网搜索、网站的访问、脸书的帖子和其他互联网数据,将它们提供给计算机审核并挑选出来由分析师审查。数字技术的崛起大大降低了政府获取个人详细档案的成本,个人的日常生活对于权力机构变得透明,人们无力抵抗情报机构对他们网络行为的监控。英国选举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新的监视技术的基础是数据库”,由国家和非国家实体进行的数据收集越来越广泛、标准化和程序化。脸书、推特将个人用户数据出售给政府和其他公司,这些数据成为权力的基础。社交网络技术使政府能够积累巨量的个人资料,而不必直接进行监控。这些数字档案成为数字世界一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信息被数字化,它几乎不可能被删除或矫正。Felten教授就斯诺登事件在法庭作证时认为,元数据分析的力量及其对个人隐私的潜在影响,随着收集数据的规模增加而增加。复杂的计算工具允许大型数据集的分析,以确定嵌入式的模式和关系。因此,以前很少暴露隐私的个人资料的碎片,现在被收集起来,成为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敏感细节。

2.共生模式美国执法机构为了监控社交媒体,与网络服务商建立合作,收集、存储和共享广泛的个人数据,形成共生模式,主要在三个不同但相关的领域展开:一是利用个体碎片化行为编目,使个体行为意义化。二是引入语义查询系统和“大数据”分析引擎。三是采用新技术收集和分析数据,预测个人犯罪风险。美国执法机构充分地利用了社交媒体收集的信息。联邦调查局的下一代识别(NGI),旨在统一平民、执法和军事生物数据库的照片,以及其他由私人机构持有的数据为中央存储库,供所有政府机构访问。这个强大的组合,具有集中统一的数据监控,强制性的生物特征身份跟踪,实现“官僚化的监控”。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所有遭遇,当认为可疑时被筛选、自动化和标记。政府需要社交媒体数据,而私营部门拥有令人惊讶的数据挖掘和信息收集、存储和塑造能力。因此,一个有利可图的“大数据”和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出现了。私营企业设计软件和监控系统,通过记录个体的搜索、按键,偷偷地观察个体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来满足政府的需求。在这种进程中,人们对“隐私”的历史承诺已成为一种幻觉。

3.代理模式美国法律规定政府原则上不能监控美国人。为了绕开这个限制,美国安全部门采取与五眼国家合作的方式,由他国情报机构代理实施对本国公民的监控,既能避开法律的限制,又能实现监控目标,即代理模式。五眼国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个英语母语国家组成,收集几乎所有电子内容,重点监控美国的社交网络。NSA(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获得“政治敏感”数据,二者共享数据库,大约300名GCHQ和250名NSA特工负责筛选数据。GCHQ截获的原始信息的36%给了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可以100%交换情报。除了五眼国家之间的合作外,美国国家安全局还通过德国、荷兰等国的安全机构获取情报,并在一定范围内共享信息。

4.监控网模式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巨大的监控网,用于监控网民和组织的行为,发现和预测犯罪及恐怖主义风险,即监控网模式。Bartow认为,脸书是一个巨大的监控工具,无需授权,政府可以使用不受现有法律约束的方法实施监控。美国联邦政府高度依赖社交网站从事犯罪调查。据电子前沿基金会从司法部获得的备忘录,联邦特工能够使用来自社交网络的资料建立犯罪证据,提供位置信息。特工卧底脸书是一种常态,他们可以在脸书中确定一个嫌疑人的朋友和潜在产生的信息或目击者,通过法院传票和许可证大规模收集个人在脸书中的敏感信息。此外,来自脸书和第三方的自愿揭露,为执法机构提供大量线索和证据。

5.针-草堆模式美国情报机构一直追逐最新的社交媒体监控技术,这使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建立了全方位挖掘社交媒体数据的能力,被称为为了找到草堆里的针,它需要获得整个草堆,即针-草堆模式。中情局的风投公司in-Q-Tel一直在寻求各种新技术,包括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可以检测内部威胁的计算机算法,能够抓住细微目标的机器人,对社交媒体中的抗议者具有跟踪能力和客户识别的Geofeedia,用于社交媒体数据网络结构分析的Dunami。与网基合作,获得扫描数亿公共和私人在线信息源的能力。联邦调查局利用预先配置的“sociospyder”网络刮刀软件,能够大量收集帖子、微博、视频、聊天点播,自主进入各种数据库,获得了对社交网络不同目标实施监控、绘制用户关系图的能力。美国情报机构对监控技术不遗余力的追求,使之获得了大海捞针的能力,其突破了社交媒体安全防护的能力,甚至让社交媒体巨头感到恐惧。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的问题和启示

社交媒体监控是美国安全体系的核心环节,投入巨大的科技、人力、财力,建立了缜密、完整的社交媒体监控体系。具体而言:

第一,美国社交媒体监控主体集中于情报和警察机构。主体明晰,职责分明,结构复杂而多元,形成完备的社交媒体监控体系。

第二,美国社交网络监控以网民为重心,完整地收集网民的信息,建立详尽的个人数据库和行动者间的关系网络,为风险预警提供基础。美国监控机构在法律上不能干预社交媒体,而只能监控社交媒体中的行动者。

第三,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的技术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特征,以建立能够监控、侦测、收集、预测和报警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技术为导向。着眼于预警和防范,抢占情报先机。

第四,美国建立的社交网络监控语言数据库具有强大的语义分析和机器学习能力。其语言数据库以犯罪、恐怖主义、毒品、炸弹、病菌、游行示威、监控名单、观察名单等引发社会风险的行为和人为主,体现了美国的核心关切和安全形势。

第五,美国监控机构与监控对象之间不构成垂直的权力关系,只能借助法院传票、司法部行政密令等,要求社交网络提供支持,不能干预社交网络的内容发布和网民言行。

美国在建立强大的社交网络监控能力的过程中,产生了自由和安全悖论:人们需要为了安全而让度自由和隐私吗?或者为了自由和隐私,可以承受安全风险吗?美国监控机构在一个开放体系中监控社交网络,利用隐私和法律政策,但在社交网络内部建立了一个具有封闭意义的边界,使个体在浏览或发布信息时感到不安。或者说,美国的社交网络行动者尽管拥有表达自由和开放边界,但在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监控体系之下,需要承担因为言行不当成为被追踪对象的后果,从而出现寒蝉效应和监控社会的危机。

美国社交媒体监控经验,对中国的社交媒体安全有如下启示:

第一,在保障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诉求下,强化社交媒体高风险人物监测的侵入性。中国的社交媒体监测主要围绕防堵展开,防止有害信息在中国互联网世界中传播。这一防堵策略在过去20年中基本行之有效,但在网络恐怖主义威胁日益紧迫的当下,存在明显的缺陷。防堵可以阻止信息传播,但却无力甄别高风险人物及其行为,无力达到预防和打击的效果。

第二,强化安全部门国际间交流合作,加强涉华恐怖主义风险信息的交换和情报共享。美国建立了五眼国家情报安全机构紧密合作模式,并将这种模式扩展到西方其他非英语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上相互交换情报和信息,挫败了许多起恐怖威胁。中国在沿国土边界的互联网世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但是,这个防护罩也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恐怖威胁潜流,失去了社交媒体中危险信息的机会表达。因而,建立中国的情报安全机构与西方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和交换非常关键。

第三,充分利用新的软件技术如网络刮刀和计算机语言学习能力,加强对社交媒体言论的以安全风险和恐怖主义威胁为导向的监测,建立恐怖主义威胁语言库响应方案。社交媒体的监测不能仅限于中国境内的互联网,而应扩展到全球主要的社交媒体网络,建立强大的信息收集、储存、机器分析和人工分析、处置体系。

第四,数据库的建设、储存和互联网信息流的截取。这是美国经验中值得学习的重要一点。美国的安全机构在不断地扩充其数据库,在犹他州投资20亿美元建立了数据储存基地。这些数据在表面上是死的数据,但是一旦出现威胁信息时,相关信息指标将会在数据库中进行检测和筛选,从而在数据碎片中建立完整的信息链条。中国安全机构在互联网中的防堵策略在数据库认知和建设上存在一定盲区,大量在未来可能有价值的数据碎片没有被系统地保存下来,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大多停留于描述分析的阶段,而恐怖主义威胁信息存在于广阔的数据碎片中,需要深度挖掘和精确锁定。

第五,Facebook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加强社交媒体监测的同时,也要防范社交媒体数据泄漏风险,加强对社交媒体和第三方公司的管控。剑桥分析通过获取5000万人的社交媒体数据,建立其心理和行为模型,达到操纵个体行为的目标,并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模式与2011—2012年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国家利用手机短信和社交媒体操纵相关国家民众的行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一次是基于个体心理和行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操纵,尤其令人生畏。因而,数据是权力,也是武器,加强对社交媒体大数据的管控,防止社交媒体数据落入第三方之手,尤其是敌对势力之手,不仅是保护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安全需要,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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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时代打造新中心

来源:《经济导刊》9月刊

作者: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嘉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国资小新”是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2013年成立的自媒体,迄今已整5年。其发端于微博,逐步发展出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带动央企、国企的企业自媒体形成国企自媒体矩阵,形成社交媒体传播中的新中心和国企形象传播的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当代新国企的创新力、带动力、保障力和内在活力。以“国资小新”为代表的国企自媒体,把握当前国企形象面临的重大挑战,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革,在国企形象传播中发挥了方向引领者、资源整合者、集中展示者、深度参与者的角色。

社交媒体时代的国企形象传播新机遇

传播是关于传播者、内容、渠道、受众的流程,传播技术决定了传播流程的方式。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传播模式的发展,打通了内容、渠道、传播者和受众,甚至以“用户”作为统称更新了受众和传播者的概念。互联网传播时代,传播格局被拓宽,传播资源得到激活和释放,从传播资源稀缺造成的单点对多点的强势输出,转变成多点对多点的自由式选择。传播背景的变革契合了新国企声誉传播的定位转变:从依赖新闻媒体机构的中介化传播到企业自媒体引领的去中介化传播,在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传播中打造基于企业自媒体的新的传播中心。

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认识与情绪的入口

网络进入民用以来,经历了门户时代、搜索引擎时代,步入了社交时代。网络形态的进化代表着用户接收信息习惯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信息传播驱动力的变化。每一次的进化,信息向用户传播的主动性都会增加,信息不再是静止在门户等待人们的浏览,也不再是等待人们有了解需求时才会出现。信息的传播与社交需求捆绑,信息的“推送感”越来越强,用户接触信息的频度、广度、深度随之增加。

信息传播的社交化,提高了传播的互动性。用户不再是孤立地接收信息,而是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其他用户对于信息的理解与评价。这种互动可以快速地促进用户对信息产生认识和情绪判断。社交媒体大多伴随着浅阅读、快阅读的属性,在某些时候,用户还未对信息形成清晰、深入的自我分析,便被已经形成的强势观点洪流淹没。在社交媒体上,用户的信息来源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或者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共识者”,用户默认信息经过信息发布者筛选,使用户更容易认同信息发布者与评价者的观点。

社交媒体的发展是传播国企新形象,提升国企声誉的机遇,它为国企传播带来了接近用户、引导用户、传播自我的绝佳入口。在社交媒体时代,各类信息逐步透明化,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不再因地域限制而割离,网上舆情和网下舆情相互影响,舆情中的“蝴蝶效应”愈加明显。对经济、社会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国企,是民众的关切对象,细微的变动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热议事件,甚至改变国企的经营走向。对当代国企形象传播来说,把握社交媒体传播机遇,建设自己的发声阵地,主动进入社交网络,培养公众的信赖度与喜爱度,成为建构新国企形象的不二法门。在此进程中,自媒体“国资小新”就成为突出代表。

以国企自媒体形成新的传播中心

社交传播时代,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特性明显。去中心并不代表中心的消失,而是传统媒体占据的一次传播中心的更迭,“多中心”意味着中心的竞争更加激烈,变化周期更加短暂。越是有广泛深入的参与,越需要依赖强有力的信息渠道。[1]传统的优势传播力在洗牌时代需要重新适应新的传播形势,确立传播地位;熟练掌握新传播规律的非传统传播者也可以成为新中心。企业通过在自媒体上发布内容,去除了传统媒体这一传播中介,兼具信源与媒体的双重功能。当信息被一定数量民众关切,成为高需求信息时,会有媒体关注且跟进再传播,逐渐扩展机构自媒体的影响力。国资委和其他国企虽然不是传统定义中的传播者,但是借助国资小新等自媒体平台的开设,抓住了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机遇,形成国企集群式传播。

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社交媒体传播特征,标志着机构和用户的关系越来越近。与用户的接触紧密程度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未来。传统媒体业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后被迅速地冲击的原因,是传统媒体属于一对多的模糊传播,没有办法对用户进行精确画像,更无法形成一对一的研究分析。国资小新等国企自媒体为成为新的传播中心,对自身定位进行了创新转型:从危机的处理者、信息的提供者转变为风险的预防者、价值的创造者、关系的管理者、内容的分发者、生态的培育者。重新定位使得国资小新等国企自媒体既成为舆论中心、成为国企信息的权威信源;又成为关系链中心,以自媒体平台实现关系管理,通过网络拓展关系、维护关系、强化关系,增强用户粘性,保障用户对自身的需求程度。

提升事实核查能力以打造权威信息源头

社交媒体传播时代的最突出问题是事实核查难度增加。信息规模爆炸性增长与不需要通过审查的直接发布,为确定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增加了难度。出现了一个悖论: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难获得。

由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新闻生产机制,大量的用户原创内容(UGC)充斥于网络空间,打破了专业媒体人在信息发布上的垄断地位。在谣言泛滥、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于新闻真实性和媒体公信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依靠传统主流媒体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变化。[2]作为国资委官方自媒体,国资小新的背后有着政府机构信誉的支撑,其发布的信息成为关乎国企发展变化的最权威信源,对各类不确定的国企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事实核查功能,这也正满足在舆论混杂的信息爆炸时代用户们的渴望。

在各种突发性的国企舆情中,国资小新通过第一时间介入,发布权威信息,通过有证据、有步骤的叙事策略,联合其它国企共同为自身发声,传播客观事实,荡涤谣言杂音,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经过五年来的努力,国资小新已经成为各种舆论场中获取国企信息的最权威信源之一,不论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以之作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使之成为有效传播国企形象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国企形象的战略传播理念

在新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下,企业要实现良好的形象传播,首要的是要更新观念,将企业形象作为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以战略手段来解决。

面向“新国企”的企业战略传播

企业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整合营销传播”为主。这种传播模式是以消费者为核心、以中短期销售为考核指标、强调市场盈利目的的传播行为。但是,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丑闻不时曝光,以及民众对于企业资源占有过多的不满情绪,除了购买商品和服务外,民众对于企业的期望上升,由此形成企业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例如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同用户之间的沟通等。曾经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不足以帮助企业在民众心中构建良好的形象,因此产生了着眼于帮助企业未来发展的企业战略传播。

起初,企业借鉴了美国政府的战略传播概念:美国政府努力同关键受众建立联络,明白其需求,通过国家权力机构间的协作,推出一致的项目、计划、信息、产品和行动,来创造、强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将此概念运用到企业领域,就是企业将传播上升至战略行为,与企业的关键用户建立联络、了解用户需求,协调企业相关部门,共同进行传播,以为企业获得保证其长期良好发展的运营环境。相对于整合营销传播,企业战略传播更加强调企业软实力的提升。

国企虽然有差异化的生产范围,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经营模式,以及其与国家形象间紧密的联络关系,国企除了自身的企业的个体形象外,还共享着“国企”这一集体形象,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国企形象建构不是依靠一家或几家企业能够完成的,而是要联合全部国企共同打造“新国企”名片,为每一个个体企业提供长远发展的舆论环境保证。这是当前国企战略传播的关键所在。国资委作为统领国企发展的政府部门,在国企战略传播中担任了发起、联络、策划、参与等多重角色,而国资小新则成为传播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枢纽。

构建国企声誉的三重目标

企业战略传播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它要帮助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业务提升、利润增长;中期内建立民众间的良好形象,为企业新业务的开发和运行带来保障条件;长期形成与社会各界的良好互动,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

实现短、中、长阶段的目标,需要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而内容的种类可以参考构建企业声誉的评价维度进行划分。相对于企业形象,企业声誉是更加长期的建设过程,包含对于商业目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价值的认同。好的企业声誉可以帮助企业顺利达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全球声誉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主要维度评价和建设。具体来看,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经营业绩、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分别搭建起了完成国企声誉建构的短中长期目标的内容框架。国资小新作为战略传播的重要枢纽,通过对于三种内容的传播,积极构建新国企的声誉。在经营业绩方面,国资小新主要是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财务表现进行内容提供,例如“央企财报”等标签。这部分内容有利于在短期内为国企赢得更多的客户与业务认同。在创新能力方面,对国企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进行了着重的表现,这部分内容有利于为国企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市场信心。在社会责任方面,对国企的公益行为持续报道,这部分内容展示了国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为国企的长期发展做出了正面舆论环境铺垫。在具体的传播中,这些内容并不是分而治之,大多数情况下,三者都会被融进每一次的传播中。

国企的硬实力不容小觑,国资小新关注国企发展的重大成就,如新技术开发、新成果展示等。但国资小新更关注的是将企业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提升企业的战略传播能力。许多国企的成就是世界级领先水平,国企又是重要的国家形象体现,国资小新将企业成果展示与国家自豪感结合,打通了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认同,不仅仅是对企业能力的展现,更突出了国企的社会责任与国家责任。如国资小新对于C919飞机成功飞行的报道,从科普层面详细解读了该飞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强调中国拥有该飞机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并利用表情包、飞行员时尚海报等内容带动情感传播,将企业的成就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努力与突破相连,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引发民众的共鸣和认可。

国企形象传播的体系建设

好的企业传播战略要靠完善的企业传播体系建设来保障,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健全而有效。

统筹全媒体传播布局

变化是互联网传播的常态。信息源的增多让总体内容生产速度不断加快,民众对于传播的更高期待、媒介技术的创新,会随时产生新的传播样态,平台的更新与淘汰速度也随之加快。国资小新虽然开端于微博,但并没有被平台束缚,打通多样化传播渠道,逐步迈向微信公众号、直播、客户端、知识分享平台、非媒体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多种传播平台,成为跨平台的综合性自媒体。跨平台的运营使自媒体不断适应传播技术的变化,保持传播活力,借助不同平台拓宽自身用户维度,增加传播影响力。

不同平台的传播形式不一,因此,跨平台传播要求自媒体生产全媒体式的内容。国资小新通过与专业性传媒公司合作,开发出文本、图片、视频、H5页面、音频、大数据等多样化内容形态。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内容可以通过最适合的的形式展现,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还能满足不同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增加信息到达率。

全平台、全内容的发展策略能够稳妥地降低自媒体被淘汰的风险。但是每一项平台和内容的开发意味着人力、财力资源的持续投入,加重机构运营负担。如果传播内容没有与传播平台匹配,会造成影响力的削弱和投入产出比的降低。国资小新意识到自媒体运营的困局,不一味求大求全,将战略重点放在全媒体的运营规划和平台间的统筹管理,从传播管理层面优化传播资源的配置。

目前国资小新对于平台的统筹规划原则是一体化运营,实现“双微一端”三剑合璧。微博是新闻发布厅,发展定位是强传播、弱关系。微信偏向社交功能,强化关系维护,弱化传播。客户端偏向于整合功能,弱化触点评估。清晰的平台定位让运营者可以借助不同平台的优势清晰地实现自媒体目标。

在国资小新成立五周年的时机,国资委推出了国资小新新媒体统一平台。用户不需要登陆不同账号阅读不同内容,而是可以进入统一平台获取信息。这个统一平台打造一个统一入口,为运营者的内容维护和用户的集中阅读带来便利,其本质是统一发布后台支撑下的多终端、多媒体、多站点的一体化运行模式。用户进入平台后,仍然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子平台获取内容,省去更换平台的麻烦。

创新机构内部传播体系

政府和国企的传播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偏向于稳健,与市场化传播差异较大,自成一派。所有国企都有宣传部门,但是宣传部门的传统职能多是重视内宣、轻视外宣。固有的传统宣传思路和求稳的宣传风格,与新媒体求新、求快、求变化的传播规律互相排斥。想要利用互联网传播之浪推动新国企形象传播之船,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这是企业传播的根基,也决定了未来传播的高度。

首先,打造专业的组织结构,建立专门化的传播队伍,招收专业化的互联网传播人才。国资小新由国资委新闻中心负责,具体由网络处运营。运营团队主力人员具有品牌传播、互联网传播方面的一线工作经验,团队年龄年轻化。国资委新闻中心的职员是核心团队,决定国资小新的定位、方向、战略部署等。在具体操作层面,伴随着不同的传播项目,将会寻求外部的协作团队和支撑团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体的知识面和能力已经无法应对所有问题。联合专业化团队,根据不同的内容寻找最优的生产方,将互联网的共享精神培植到团队构建当中,才可能制作出专业化、有话题的传播内容。

其次,缔造高效的管理方式。互联网传播的关键在于“快”,及时发布、及时回应,如果没有及时给出官方信息,容易造成谣言四起的被动局面。“快”在组织结构中需要依靠反应力实现,信息发布需要通过的流程越多,反应力越低,精炼的审批制度方能造就快速反应力和活跃创造力。

与外部机构合作形成矩阵化传播体系

发明以太网的罗比特·梅特卡夫提出,“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在新媒体领域,每一个发声的地方都可以看成一个话语节点。整个互联网的机制,就是这些节点的平方。[6]互联网精神在于激活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通过“分享”实现“共赢”。国资小新放弃单打独斗,在微博上联合50家央企、6个省国资监管机构、多家地方国企和18家央企媒体,在微信上联合69家央企总部微信,客户端层面联合15个央企APP,形成新媒体矩阵。

国资小新还建立了国资新媒体的“统一战线”,包括中央部委、地方发布、新闻媒体、网络名人、央企媒体联盟和网评员。不断扩充媒体资源,与其他媒体合作,扩大影响范围。统一战线建立后,国资小新不断强化关系链条,希望通过占据关系链的核心,贴近用户的需求,为用户带来更多的资源,进一步获取社交红利。

国企形象传播的专业手段

社交媒体时代开展国企形象传播,无所作为不行,盲目作为也不行,重要的是尊重传播规律,以专业化的手段来科学作为。

人格化形象适应社交传播

首先,国资小新打造国企的“萌”符号构建拟人化社交主体。国资委和国企是实体组织,在传播过程中,民众并没有清晰的沟通对象,继而产生沟通隔阂。民营企业通常会使用领导人作为企业形象代表,和用户建立沟通感。例如乔布斯、库克代表的苹果。但是,国企领导不能长期固定,导致无法以领导人作为稳定的形象代表。为解决这一问题,国资委新闻中心建立了“国资小新”的动画形象,让一个“萌娃”虚构人物作为可视化代表与民众进行沟通。设计颇具亲民感的“小新”赋予了庞大的国企组织可触碰的沟通落点,消解了国企以往在公众心中触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形象,更有网络传播时代的社交化特色。

在国资小新的带动下,央企纷纷推出虚拟人物形象,例如中铁的小铁匠、中石化的小石头、航天科工的航小科。虽然从视觉设计层面,形象设计的水准参差不一,但是形成了大央企小字辈的风潮。“拟人化”的传播策略,使中央企业新媒体成为了网络空间的一股清新“萌势力”[7]。

其次,国资小新通过性格化表达转变话语模式。在建立了拟人化形象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赋予企业性格,是企业新媒体需要面对的话语体系创新。国资小新使用了萌系的语言路线,亲近感强。例如国资小新发布中国两艘航母亮点的微博后,航母制造者中船重工借助国资小新平台向网友补充信息,当中船重工第三次让国资小新发布信息时,国资小新写到:“叒替中船重工带话:航母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7岁(同志啊能不能一次说完,或者直接开个微博)。”“叒”是网络流行用词,是又又又之意。括号中国资小新的“抱怨”萌态百出,同时强调了国企通过新媒体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性格化的表述还体现在内容发布的策略。例如在雄安新区划定之后,网络中有关“最悲催网红”的帖子开始流行,该文称雄县高考状元张英森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核工业集团,经过十年奋斗加借钱和卖掉雄安老宅终于支付了北京商住房首付。但是一周后接到通知,中国核工业集团整体迁入雄安新区。这一则网络段子在打趣的外表下,有可能会借助张英森的悲催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话题,引发民众对于国家政策的不满,发酵成负面情绪。国资小新和中国核工业利用性格化的表达方式,策划了危机公关。他们借助网络段子思维再造段子,编写了《解密最悲催网红张英森真相》。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寻找张英森,结果是该集团并没有此人,只找到与张英森情况相似的五人,请他们主动发声。五人在采访中展现了核电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借此机会,国资小新还发布了其他支持迁入雄安的央企名单。利用互联网思维,使用段子手式的性格化传播思路,成功实现了危机公关。根据企鹅号和清博指数联合推出的政务企鹅号数据,借助此文章,国资小新在当周的政务公众号指数中位列第二,形成了1409948的阅读量和49584074的推荐量。

互动化传播击碎传播隔阂

互联网传播为传播提供了即时反馈渠道,例如看到微博后可以迅速回复评论等,为互动提供了保障。如果信息发布者缺乏互动行为,就会形成“自说自话”的固步自封,是借用新媒体延续传统传播模式的换汤不换药,产生传播“僵尸感”。

国资小新秉持着积极参与互动的原则,建立了详细的互动风险管控机制。例如面对新自由主义学者或者西方学者的PK,如果对方是有意攻击,根据具体情形,分别采用冷处理、正面回应、团结争取的应对措施。面对意见领袖和草根围观,如果是热点问题就要进行主动发布,例如协调专家学者进行理论澄清、发挥微博“统一战线”,组织理论文章主动引导等。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要妥善调控,例如指导涉事企业坦诚回应、官方微博及时公布真相、协调其他微博适当策应等。

用户需求主导内容创新

内容是连接传播者和用户的具体承载。对内容产生长期的兴趣或依赖,就会形成持续关注,成为黏性较高的使用者。国资小新对自身的用户进行了画像,其粉丝中69%为男性,31%为女性。其中以80后的粉丝为主,占据45%。还有1%的50后和10%的60后,这部分粉丝大多为政府和国企的高端管理者。国资小新的粉丝人群可以划分为四类:消费者、传播者、研究者和管理者。消费者寻求的是有用有趣的信息;传播者大多是媒体机构,需求的是行业信息和独家报道;研究者需求的是深度信息和权威数据;管理者则希望通过它了解舆情和民情。

在了解用户的构成与诉求后,媒体以用户为出发点进行内容生产机制创新,将用户对于内容的需求归类为信息需求、情感需求和休闲需求。对应用户的需求层次,在内容设置方面利用碎片化、精准化和娱乐化的手段,制作有价值、有共鸣、通俗易懂的内容。例如,国资小新集合了国企的招聘信息进行统一发布,满足求职者的信息需求,同时也为招聘方增加了信息发布渠道,形成三赢的局面。

强化关系链夯实传播影响力

国资小新是社交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与其他用户的关系便是它的关系链。通过联合节点,强化关系链,可以变关系链为实质内容。国资小新进行话题策划,组织主题活动,在矩阵中吸引志同道合者,开放性的众创行为激发了关系链中每一个点的内容生产主动性。例如组织线上线下联动的沙龙,由企业承办,国资小新设置议题,邀请专家参与。联合企业进行公益行为,例如国资小新得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库地因保护水质取缔了15万个网箱,导致300万斤鱼滞销,农民损失惨重。国资小新在央企关系链中发起公益众筹,最终中粮忠良汇、我买网,华润万家等企业为鱼农提供冷冻连、销售渠道的支持,解决了此次危机。

伴随着后社交红利时代的到来,粉丝规模相对固定,增长粉丝已经不是自媒体的第一任务。增加用户黏性,保持用户对自身的需求度成为了现阶段的主要方向。国资小新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升级现有以信息发布为主的传播局面,让服务更加个性化、目标化、活跃化,更直接、精确地发现并满足关系链条中每一点的需求。例如国资小新会将现有内容进行条目化的编辑,当用户输入希望获得的信息时,予以快速地反馈。

社交媒体时代给予了国企形象传播与声誉建构的重要机遇,让国企前所未有地贴近用户与社会,摆脱了国企形象依赖媒体报道的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自我发声、自我传播、自我构建。国企自媒体需要了解用户需求,强化服务意识和关系链意识,用战略传播提升民众对于国企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成就的认知度,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实现国企声誉的全面提升。

在社交媒体上调节机器人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机器人是一个自动化的软件程序。在这一初步描述之外,机器人变化很大。他们协调聊天室的讨论,搜集网络信息,并在网站上提供客户服务。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也扮演着真正的角色,在那里他们会引起严重的伤害。正是这最后的能力使机器人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的一部分。国会和加利福尼亚目前都在考虑立法,要求社会媒体机器人披露他们是自动化的。这些法案旨在回应严肃的、有根有据的关于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传播虚假信息和在网上传播不和谐的担忧,这在2016选举季最为臭名昭著。

这是一个善意的想法,但是这些建议在新技术的监管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定义技术本身。虽然可能不是任何立法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但定义部分非常关键——它告诉我们谁将受到随后的要求和禁令的约束。虽然联邦和州的法案都有定义部分,但它们并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BOT”的含义。参议员Dianne Feinstein的法案试图通过完全避免bot这个词来绕开(或至少拖延)定义上的陷阱。相反,它适用于社交媒体环境中任何“旨在模拟或复制在线人类活动的自动化软件程序或过程”。然后,该法案指示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这个术语的定义“足够宽泛,以至于该定义不限于当前的技术”。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这似乎不太可能,考虑到它处于立法过程的早期阶段——那么如何定义还有待观察,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对这一挑战。

加利福尼亚法案最初将BOT定义为“一个在线账户,其目的是模仿或表现自然人的账户”。这个定义,根据它的术语,会在一个模仿另一个人的人身上横扫,而不是一个机器人模仿一个组织,比如ACLU。尽管有令人不安的定义,但这项法案在加利福尼亚参议院顺利通过,尽管这项法案是否会在州议会的修正案颁布后仍有待观察。大会修订了国家法案,将BOT定义为“在线平台上的自动在线账户,其目的是模仿或表现出一个人的行为。”虽然这是一个显著的改进,但新定义仍然不能解释BOT的种类,包括机器人与人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如罗伯特·戈尔瓦和道格拉斯·吉尔博尔对机器人的有益分类所显示的,一个社交媒体账户可以拥有自动化的组件,但是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人类控制,从而创造出一种机器人(一种“网络机器人”)。例如,CyBOTS可以自动地在脸谱网和Twitter等其他平台上共享Instagram帖子。他们也可以自动跟踪或回应其他社交媒体用户。

谁的工作将是调查和确定一个特定的帐户是否实际上是一个机器人?CyBOT的前景为有效实施BOT披露法案创造了真正的障碍。设想一个法案需要执行一个熟悉的工具来识别BOT账户:一个CAPTCHA(“我不是机器人”)。最多这会减慢网络机器人的速度: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为她的数百个网络机器人账户勾选那个框,然后允许他们恢复他们的自动活动。BOT的定义足以适用于此类账户,也适用于CyBOTS。那么,BOT披露法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混合账户呢?我们是否需要某种程度的自动化,以便披露申请的要求?什么样的度量可以用来确定某事物是否符合BOT的披露要求?不管我们设置了什么边界,调查并确定一个特定账户实际上是否是机器人将是谁的工作?基于特定的帐户度量——帐户张贴的频率、它使用什么语言、它遵循多少其他帐户等——Instagram和Twitter等平台已经进行了“BOT清洗”,一举删除了数百万的机器人。然而,如果政府介入,规则将不得不改变:以公平和正当程序的名义,某种上诉机制可能是必要的,通过该机制,被错误地贴上机器人标签的帐户可以请求将其自动状态删除。最终,确定哪些账户真正是机器人(不管这个术语如何定义)可能比立法者意识到的更加劳动密集。

除了其广泛的应用和不同程度的自动化,机器人在目的和主题方面差异很大。有些机器人本质上是商业性的,促进产品和服务。其他人主要是政治人物,对候选人和问题发表看法。最后,还有许多艺术、有趣、甚至有用的机器人,从@accidental575和@pentametron等诗歌机器人到Darius Kazemi的搞笑的@TwoHeadlines,再到@.quakeBot等自然灾害警报系统。这些有创造性的机器人可能利用机器人格式的独特模糊性来探索人类和技术之间的界限。立法者面临的问题是,所提出的披露要求是否应该适用于所有此类机器人,还是仅适用于那些“谈论”特定主题的机器人。

虽然一些支持者呼吁对所有机器人全面披露要求,但禁止政府不必要干涉言论自由权的第一修正案一般不赞成广泛的言论管制。相反,法律必须量身定制,以解决特定的危害,而不必扫过太多的其他言论。注意到这一点,加州缩小了披露法案的范围,只适用于商业机器人和旨在影响选举投票的机器人。另一方面,联邦法案要求所有的机器人披露他们的自动身份。很难看出对选举干扰的担忧如何合理化对毫无疑问不带政治色彩的创意机器人的披露要求。

同样,很难想象加利福尼亚州将如何划定旨在影响选举投票的机器人与仅仅“发言”时事和议题的机器人之间的界限。随着立法者开始规范社会媒体僵尸,他们应该注意到机器人的不同方式。如果他们不能解释机器人的复杂性,他们可能会因为模糊性和无效性而在法律上面临失败的巨大风险。

社交媒体助推 本体成瘾

【新华社微特稿】社交媒体蓬勃发展之际,英国德比大学研究人员提出新理论:社交媒体助推人们“沉迷自我”,即本体成瘾,其症状类似于酒瘾、毒瘾或赌瘾。

英国德比大学研究人员威廉·冯戈登依据不同科学研究证据提出上述理论。他认为,“沉迷自我”是一种严重的成瘾症,脸书、推特、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的普及鼓励人们过分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形象,从而加速这一瘾症患者数量增长。

英国《每日邮报》8日援引冯戈登的话报道:“科学界通常接受两种形式的成瘾,一种是以毒品或酒精为代表的化学成瘾,一种是行为成瘾,比如赌瘾或游戏瘾。新理论则提出,还有第三种成瘾,即本体成瘾,也就是对‘认为我们如何存在’成瘾。”

“人类迷恋自我的趋向很可能是天生的”,他说,但人们在自我意识中或削弱或增强它,这取决于人们如何以“自我”、“他人眼中的我”以及“我的”视角度过人生。他认为,社交媒体的问题在于,令人们依靠点赞、分享和“粉丝”数等等构建另一个并不反应真实自己的“自我”,这只会让人远离现实。

冯戈登建议,为避免社交媒体助长本体成瘾,人们使用社交媒体时应该有所判断、多思考,并拓展对自我的认识。(完)(乔颖)

关键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本体成瘾(ontological addiction)、威廉·冯戈登(William Van Gordon)

8月份全球社交媒体排行 猜猜微信能排第几

根据最新统计结果,全球使用社交软件的人数已经突破30亿,而且增长后劲十足,每天大约有100万新用户加入。

在8月份最新活跃用户排名上,Facebook仍旧独孤求败。而腾讯的两大法宝微信和QQ强势占据5/6位。其中微信的活跃用户9.38亿,不过中国大陆人数占据8.7亿,看来腾讯的国际化仍需要加大力度啊。

通过爱立信和他的设备厂商统计出的数据,手机用户每月平均消耗2.3G的流量。

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每天新增65万用户。

爱立信的数据还显示,视频占移动数据流量的42%,而在平板电脑上流量占比为58%。与平板电脑相比,社交媒体在智能手机数据流量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盘点拒绝使用社交媒体的韩国艺人 刘在石专心工作 宋仲基不会用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各种社交媒体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靠网络随时跟进爱豆的日常,明星们也依靠社交媒体保持自己的曝光率。可是有一些艺人即使拒绝使用社交媒体,也依然能拥有超高人气。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盘点一下拒绝使用社交媒体的韩国艺人,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这样的…

1. 姜栋元

我的天性就是,我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交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社交媒体上和别人很好地沟通。

2. 孔刘

如果你通过社交媒体公开你的私人生活,你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曝光率和人气,但你也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尽量不泄露我的私生活。

3. 河正宇

我没觉得没必要。

河正宇曾提到,他50岁的时候可能会开一个社交媒体账户。

4. 宋仲基

我不擅长用电脑和手机,所以我不使用社交媒体。就是不会用而已…

5. 朴海镇

朴海镇表示使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并与粉丝交流可以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但通过社交媒体制造丑闻的可能性,也远远超过了使用它的正面影响。

6. 刘在石

我还没有开设一个社交媒体账户,虽然这上面的东西很有趣,但如果我使用了社交媒体,就不可能把精力集中在当天的其他工作上了。

沉迷社交媒体 美青少年读书时间大幅减少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占据了美国青少年越来越多的时间,三分之一12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三)学生一年读不了一本书。

美国州立圣迭戈大学研究人员分析1976年至2016年间8年级、10年级和12年级学生自述阅读习惯的数据。数据来自一个始自1975年、名为“监控未来”的年度调查项目,涉及超过100万美国青少年。结果显示,2006年至2016年,美国青少年的数字媒体使用时间大大增加,其中,10年级学生平均上网时间增长75%,达到每天5小时,8年级学生的上网时间增长68%,达到每天4小时。12年级学生平均每天网上娱乐时间达6小时,其中大约2小时发短信、超过2小时上网及玩游戏、近2小时浏览社交媒体

沉迷于“数码世界”大大削减了青少年在传统媒体上花费的时间。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早期,33%的10年级学生几乎每天读一份报纸,而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2%。上世纪70年代末期,12年级学生中,60%每天看书、报或杂志,到了2016年,仅有16%的人愿意这么做,三分之一的人甚至一年读不了一本书,包括电子书。与此同时,青少年看电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间也呈下降之势。

研究报告由最新一期美国心理学工作者协会旗下学术刊物《大众传媒文化心理学》刊载。研究牵头人琼·特文格说,虽然现在把书籍和杂志下载到电子设备上阅读很方便,但青少年阅读量的下降依然让人担忧。“我们的年轻人智力上并无缺陷,但他们长时间阅读和读长文章的时间确实减少了,”她说,“阅读长文章的能力对于理解复杂问题和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至关重要。”

据新华社 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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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营销 10个社交媒体小技巧 成为大V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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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视觉效果对于社交媒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再探讨视觉设计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总结了10个小技巧,这些小技巧都经过了反复的试验,运用它们能够帮助你与用户/读者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关键是,这些技巧都非常简单!

1.手写字

如果你想与你的粉丝建立更深的感情,你可以试试用手写的笔记与他们交流,这是因为纸和笔的质感和笔触更能使人感到亲切。

国内不少明星写得一手好字,微博上因为手写字体而被更多人关注的要数井柏然了。甚至,井柏然和徐静蕾的手写字体都已经成为了字体包,大家对于手写字体的喜爱可见一斑。

2.乐于分享

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无论你的客户是怎样的群体,你一定有许多的秘诀和技巧可以和大家分享,这点对于B2C或者B2B都非常适用。

利用你的社交媒体不定时地向粉丝们分享一些秘诀和技巧,不仅能够保持你的专业度,还能维持粉丝的活跃度哦。

3.抓住热点

当营销遇上热门事件时,会爆发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无论哪一天,这个世界上一定发生着什么事情。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找出最近什么事件最热门,你可以关注你的朋友圈,也可以在微博等媒体上发现热门话题!一旦发现了最近的热门事件,创造一个能与你的关注者产生共鸣的话题。

追热点这件事,不得不佩服杜蕾斯。

4.“鸡汤文”

虽然我们总是吐槽“鸡汤”,但是毋庸置疑,“鸡汤”在某些时候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你的产品,并触发用户行为。

“鸡汤”并不是无用的呻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励志、鼓舞人心的名言警句,或者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在国外的很多社交媒体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内容不时滚动出现在主页上。

国外一家公司Shopify,在公司的社交媒体上定期分享一些励志的语言来鼓励他们的读者开始创业,得到了不错的用户反馈。

5.添加话题

在微博、推特等社交平台上,话题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运用视觉效果去降低话题的理解门槛,能扩大话题的影响面,也让读者充分地参与进来讨论。

国外品牌SEMrush 推广他们的#serumshchat话题的时候,他们发的每一条推特都用了图片、添加了话题,从而增加了参与交流的读者的数量。

6.里程碑

社交媒体的运营中,有时候你需要自我恭维一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来不断促进粉丝活跃。例如,在纪念日、粉丝达到一定数量、产品售出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制作一张图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这样不仅能制造感谢粉丝的机会,还能增加你社交媒体的活跃度,继续保持你的大V地位。

7.促销

利用促销来推动销售业务是一种最久远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我们现在每天接收到的信息中,绝大多数都是促销的信息。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促销渠道,同样地,想要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促销,你需要一个引人注目的画面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这样的画面不需要太复杂,只需要明确的告诉读者你能提供优惠,例如提供优惠券和告诉大家如何使用这样的优惠券就可以了。

8.新功能

如果你经营的是软件公司,新功能上线自然需要在营销上下一番功夫,没有用户,再好的酒也怕巷子太深。如果你是个人品牌,你也可能推出一个新的项目、新款式的衣服。

当DodoCase 宣布即将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时,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图和文字展示他们的产品是什么,一目了然,不是吗?

9.互动

人们有时会忘记社交媒体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为了“社交”。如果你不断地推送更新却不与粉丝互动,久而久之,用户的活跃度会大大降低。相反,定期发布一些适合讨论的话题,并与粉丝进行互动评论,是维护现有粉丝的一个好办法。

当Richard Lazazzera 在“A Better Lemonade Stand”中向他的粉丝提问时,他总是会利用图片的优势,将话题放大,以便更好地吸引粉丝的注意 。

10.推广

社交媒体与市场营销联系起来时,文章内容的创作只是这场战役的一半,那另一半是什么呢?——文章的推广。

显而易见,最简单的一种推广方法就是把它们分享到你的社交媒体上。但是请记住,当你在分享时,确保你的文章有一个吸引人眼球且具有特色的配图。

当BuzzSumo 在分析“内容为何病毒化”时,他们发现至少配有一个图片的文章,通常可以带来Facebook和推特上的双倍分享。相似地,当运营商观察他们自己的数据时,他们发现有图片的推特推文相比没有图片的推文收到多150%的转推。

正如你所见,其实有很多可以扩大社交媒体营销策略的机会和方法。读图的时代,利用视觉的方法被证明能有效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每一次发布消息时,尽量都配以恰当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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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 你已经变成了别人 社交媒体如何改写了你的记忆

我们被这样或那样的传媒所影响着,这些刺激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登陆同样的社交媒体,每天阅读着固定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信息渠道,我几乎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你的思考即便没有说出口,也很可能与我的大同小异。我们就这样被同化了。

我和你一样,所看到的世界不过是那些媒体和信息源对我们展示出来的世界,他们的背后是各式各样、或大或小、你我永远都不可能全面了解的利益关系。慢慢的,我们愈加不在乎真相,只会埋头接触同意自己看法的文章、网络媒体和电视节目,强化自己的偏见,而不是积极地听取各种观点,思考和加以判断。假新闻创作变成了这个时代最赚钱的生意之一,空手套来你我这等白狼。

奥巴马对此表达了焦虑,他称社交媒体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巴尔干化。

近日,奥巴马(Barack Obama)接受英国哈里王子在 BBC 主持的采访节目,对不负责任的使用社交媒体现象表达了担忧。奥巴马认为,这种行为扭曲了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传播了错误的信息。

思考和判断在记忆的基础上,社交媒体有可能并没能直接左右你的思考,但它的确作用在你的记忆上了,算法在决定你能看到什么,一群人能看到什么,你们这群人被算法驱动着,变成了同样的人,拥有同样的记忆,甚至认知。

当一则信息进入记忆,没人会追问它是真是假。

社交媒体增强了人们寻求独立证据来证实自己记忆的能力,但显然,也很容易修改、歪曲你的记忆。每个人都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会把最应该做的事记录下来,会过滤掉不喜欢的信息,高浸入性的数字媒体让你充分享受着宣泄的愉悦、与赞同者连接的兴奋,但是否应该停下来想想,为什么有些人会把沉浸你我的信息化时代,称之为“宣传盛世”?他们有可能就是最容易控制我们的人。

记忆是会传染的

网络世界给人们一种与外界连接的感觉,你有机会接触到无所不包的信息资源;网络也提供了充分的互动,你可以随时随地和所有人分享自己的记忆、印象和经历。通过分享,个人的记忆变成了社会景观的一部分,互联网人制造了一股社会意识流,同时,你我自己的意识也被别的社会意识所塑造着。

上个月,一位休假的记者开车途径滁新高速阜阳段,远远就看到前面一群车辆拥堵在那里,有消防车的警灯在闪烁。当时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环顾周围的车主,所有人都抱着手机,人们在拍摄,忙着把照片和视频上传社交媒体

但没人说得清前方究竟出了什么事,只知道路已经被封住了。这位记者只能绕道而行。几个小时后,他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刚才途径的高速路段发生了严重的车祸,18人死亡,21人受伤。

有趣的是,这时,他能对话的所有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对这场车祸的描述基本完全一致,当然都来自于媒体平台。他们并没有在现场目睹了从出事到救援结束的全部过程。

曾经所有人都认为,社交网络令人兴奋的提供了人人皆媒体的机遇,一旦发生重要事件,你会立刻掏出手机,拍摄记录,并用自己的视角总结事件经过并发布到网上。与此同时,你周边的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但使用的是他们的视角,结果是,最终留在你和其他人记忆中的信息,已经分不清哪些是亲眼目睹,哪些是传闻。

在滁新高速上,现场围观者极少有人能看到被封住的路段内所发生的具体细节,但所有人对事件的描述完全一样。回想一下,你是否也遇到过或被卷入过类似事件?你的记忆真的都是你的记忆吗?

用一个概念来定义这种现象,它应该叫“记忆从众(memory conformity)”,或者叫“记忆的社会传染性(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西伊利诺伊大学的 Brian Clark 教授在五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from yearbooks to Facebook》,他认为这种效应的产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受到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公众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分界线被模糊掉了,乃至消弭。

更早的在15年前,阿伯丁大学的研究人士做过一个实验,把参与者分为两组,分别观看一段90秒的视频,视频中一个女孩走到空无一人的图书馆去归还一本书。参与者不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用同一间屋子里的两部不同位置的摄像头拍摄完成的,两组参与者看到的是不同的摄像头的拍摄。

从A角度可以看到女孩手中书的书名,也能看到女孩离开房间时把一张便签扔进了废纸篓。从B角度能看到,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也能看到她趁机从他人的钱包里取出来一张纸币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测试问卷就是“发生了什么”。被试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两两一组,另一部分被要求独立回答。结果很有趣,两两一组的“共同目击者”中超过70%的人表示自己通过同伴获取到更多细节,他们通过观看B角度的同伴了解到女孩偷钱的细节,而这一细节立刻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记忆,并被转述出来。

并没有人质疑:“我没有看到那个细节,它真的发生了吗?”或许人们觉得,一个女孩还书的视频没什么观看价值,而偷窃行为才是该信息被公开的价值所在,于是立刻相信了自己没有看到的偷窃行为?

该试验没有验证这点。但它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普遍的,它是互联网人的共同认识,所谓传播价值。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只发布A角度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并配上文字说明:“该女孩偷窃”,可以预料,极少有人会加以质疑。

相关研究几年来出现过很多,它们探索了一个“事件后信息”Post-event information 的问题——经历或目睹一个事件之后接触到的能影响我们记忆的信息。在社交媒体时代,你能获取的超过90%都是这类信息:和别人当面或在网上谈论一个事件、读到该事件的报道或相关评论文章、查看自己拍到的或网友拍到的照片和小视频,等等。任何外来信息都有可能篡改你对该事件的记忆。

这要看哪家媒体的宣传经费砸得高了。

虚假记忆的另一个来源是“记忆借取”memory borrowing,即一个人把另一个的自传式记忆挪用为自己的记忆了。

Derek Parfit的影响力著作《Reasons and Persons》里面记录了一个故事:艾莉希亚清楚地记得曾参观雅典的帕提侬神庙,也记得当时贴近观看这座华丽地耸立在雅典卫城之上的废墟,并不如在远处观看那样震撼。不过 艾莉希亚从未去过雅典,因此她记得的是参观帕提侬神庙 ,而不是记得 “自己 ”曾经参观帕提侬神庙。

并不是艾莉希亚被欺骗了,她记得的是整个参观过程,只是她拥有的是植入的记忆。她的朋友梅蒂曾经去希腊度假,回来后去了柯达的记忆冲印店将她的假期回忆刻录到了光盘中。之后艾丽希亚拿着这张光盘到同一家店,将光盘中的记忆上传到她的大脑里,因而拥有梅蒂所有的假期记忆;对她来说这些记忆就跟其他记忆一样,都是以第一人称观点的回忆。然而令人有些不安的是,两人已经交换记忆许多次,因此她们似乎拥有完全相同的过去。

Parfit 在1984年出版该著作的时候,是否预测到了几十年后社交媒体共享信息的今天,“记忆借取”现象会发生得如此普遍?

艾莉希的故事表达了一个不是记忆却极其接近记忆的回忆形式。哲学家们称这类回忆为 “准记忆 ”。这种记忆似乎只是科幻小说中的有趣桥段?但事实上,准记忆的可能性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人格同一性的哲学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心理简化论,这种理论认为,个人人格的持续存在,是以精神生命的持续存在为条件,而不一定以特定的大脑或身体的存在为条件(虽然事实上我们目前仍需大脑或身体)。只要我的 “意识流 ”持续,我便持续存在。然而准记忆却挑战这种说法。

准记忆显示,第一人称回忆就算没有人格同一性也能存在。艾莉希亚拥有的准记忆中的体验不是她的,这就表示第一人称的回忆可以是构成自我的基石。自我之中有一部分是第一人称回忆构成的:是记忆,而非准记忆。不过,当然如果自我是由我们的记忆构成,当我们的记忆与其他人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呢 ?记忆衰退或欺骗我们时又会怎样 ?随着记忆的可靠性越来越低 ,自我的边界会不会开始瓦解?对老年痴呆症的恐惧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会发生的,同时这或许也加强了心理简化论的主张。

不管怎样,至少无法否认的是,记忆真的可以传染。如果我不停的讲述一段自己的记忆,其细节只要能吸引你,就很有可能被你捕捉过去,然后变成了你的记忆。人们在讲述某些事情的时候,会把源自他处的信息也融合进去,或许是下意识的觉得故事需要充分、精彩,如果是一群人讲述同一个故事,该故事的细节就会变得越来越充实,那些绝大多数人都未曾亲见过的信息,被不断添加进去。

美国的研究人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记忆的社会传染性”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他们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记忆完全有可能被他人的记忆偏误所影响,这可以说是一种虚假记忆的扩散效应。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研究人员认为是由三种因素决定的:1、基本记忆扭曲。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事件的一个版本,你的大脑就会产生新的记忆,继而干扰原有的记忆;2、来源混淆。人们很容易忘记信息来源,把听来的误会为亲历。这也是问询心理学惯用的植入记忆手段,俗称诱供;3、还有一种,属于纯粹社会影响因素,就是从众。

群体性记忆

从众来自于群体内的“规范性影响”——指的是某群体对群成员所施加的影响——这种情况一半来自于群成员不想特立独行,并以相信群体的表现为忠诚,下意识地与群体保持一致。“信息性影响”也是在群体中发生的,如果你发现其他群成员比你了解得多,很可能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是对的。这叫做群体性(groupiness)。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会轻而易举地听信别人对一件事的表述:要么是不想得罪人(规范性影响),要么是真的相信精彩的奇闻就是事实本身(信息性影响)。两方面在社交网络上都很普遍,前者基于圈子,后者基于猎奇心理。

如果一个群成员影响力较大的群体故意散播错误的“事件后消息”,导致错误的细节进入更多人的记忆,是无法消除的,很容易产生社会影响。

这并不是社交媒体在给你洗脑,而是你所处的群体,你的视野,交往对象。

不可否认,社交媒体的出现已经使潜在的社会影响和错误信息来源的数量急剧增加——朋友的朋友在Facebook上的动态更新、一个陌生人的tweet、某些社会化新闻网站上的讨论主题等。就好像你我不再完全拥有自己生活的主导权,而是生活在激烈的“交互记忆”时代——共同形成、共同更新、共同储存的群体性记忆。

数码失忆症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Betsy Sparrow和她的同事在7年前有一篇强有力的文章:《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谷歌对记忆的影响),文中写道,网络已经变成了交互记忆和外部记忆的一种主要形式,信息在网上被共同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之外……

Sparrow团队做了四组实验,以研究“随手一敲键盘就能得到的信息”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人们知道自己随时可以谷歌时,记忆就会减退;而谷歌到的信息,基本不需要查证、甚至不加思考地被赋予了绝对正确的桂冠。

他们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数码失忆症”。

当信息储存功能被外包出去,无异于使人们更容易受到前文所讲述的“错误的事件后信息”的影响。当然这并非完全是坏事,至少腾出了脑存储空间,以便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但在普遍没有批判性思考培训的中国,数码失忆症的危害就很明显了。别忘了,中国政府还有删帖删文的积极性呢。

网络记忆

你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不计其数的人共同目睹了,这将对你的记忆产生无法挽回的改变——变得更好或更差。

如果改变是好的,基本层面上会通过分享行为增强这份记忆,通过“检索实践效应 retrieval practice”确认很多记忆的真实性。但另一面却令人担忧:它会变本加厉地分散你的注意力;任何人都有可能迅速给你植入虚假记忆;谷歌依赖症后记忆变得高度被动。

更,是社交媒体算法在评估你的哪些记忆可以算作有意义的,可以被“历史上今天”摘录出来以供回忆,它在将你的记忆按照“是否值得分享”这一标准,进行优胜劣汰。同时,社交媒体是在按照大众的喜好有选择地强化我们的某些记忆,使某些记忆显得比其他记忆“更有意义”,这些都会扭曲人们的“个人现实”。

你如何判断自己的回忆是确确实实的现实,而不是精心制造过的“网络现实”呢?已经很难了。记忆的社会过程已经被无限放大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到生活之中。当谷歌出前五页都是“月经谣”的时候,某些改变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