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雷晶：华东理工大学讲师）
当代青年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与全球化的浪潮相伴而生，数字化生存、社交化生活已然成为常态。社交媒体一方面影响着青年学生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另一方面，这些年轻用户的价值偏好也在重塑着我们的媒体表达。在此大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声路径选择，以顺应新媒体视域下的工作格局。
为深入洞察当代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和社交偏好，并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联，笔者选取了上海多所高校，采用线上问卷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02份，其中男生476份，女生426份，年级分布主要集中于本科中低年级学生，样本量符合统计学要求。
一、社交入媒：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体环境
1.移动化终端，多屏幕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PC端网民持续快速向移动端渗透,截至2016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用户已达6.56亿,在网民中的普及率达92.5%,在上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同样带有移动属性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互联网电视，也在持续发挥着信息多屏共享的功能。[1]调研显示,大学生每周平均上网时间为31.7小时，远高于26.5小时的普通网民平均水平。相当多的大学生课余都沉浸在网络社交上，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网络音乐成为他们最常使用的网络应用。五年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点落在如何新建网站、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渠道这种单向传导模式上，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我们必须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2.碎片化拾取，社群化集聚，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生获取资讯、塑造人格、沟通世界的主要方式
“我们天生就是爱社交的动物”，马修·利伯曼如此描述人的社交天性，同时他还指出：“每天、每时、每刻，别人都在通过无数种我们无法识别或者感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有些“信念和价值观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潜进了我们的大脑里”。[2]当碎片化的信息拾取方式占据青年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并成为学生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瞬逝言论的左右。一个微信用户平均每天要刷30-40次朋友圈，他看世界的窗口大多是社交分享，但分享的世界并不代表真实的世界。此外，调研发现，当代大学生在社交应用的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社群化倾向，基于真实好友关系的微信使用率达93.0%；QQ空间的使用率为75.8%；微博的使用率为54.9%；持续走红的弹幕应用哔哩哔哩也有近28.7%的使用率。大学生更愿意和熟人在一起，更喜欢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进行自我网络身份的定位。同时，在面对海量的讯息、全天候的社交互动中，开始建立筛选和屏蔽的自我保护机制，这让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始料未及。
3.娱乐化分享，情绪化发声，传统媒体作用边缘化，主流价值被多元思潮分散与削弱
社交媒体已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渠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消费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调研显示，大学生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获得的信息量最多，占86.0%；其次是类似每日头条、澎湃这样的新闻媒体客户端，占71.8%；收听、收看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等位列第三，占39.9%；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26.7%）也显著大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平台。他们以较多的“轻松阅读”代替“严肃阅读”，并且为了迎合青年受众的阅读偏好，社交媒体开始运用自动化的推荐服务技术，将更多的娱乐化信息置顶。类似头条、网络视频等新闻客户端，也不再是主流信息主导的价值输出，而是让“非需”的偶遇式阅读阻断了原本“强需”的寻找式阅读，让主流价值进一步边缘化。此外，庞杂的信息供给渠道在丰富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选择权时，也赋予了他们自媒体发声的可能，但过于娱乐化的分享内容和人云亦云的情绪化评论，让原本就较为封闭的社交朋友圈更充斥快消的阅读文化，缺乏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拾取和对现实格局的深度研判。
二、信息茧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舆论困局
桑斯坦曾在《网络共和国》中描述了“个人日报”现象，也就是说在海量的信息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报纸和杂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个人日报”。[3]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会导致网络茧房的形成，即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看似提供给了受众更自我的思想空间，但实际上却更局限于被重重内容和渠道裹挟下的认知环境。由社交媒体主导的舆论场域呈现出复杂的话语体系，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困局。
1.拟态环境，意见领袖与乌合之众的话语博弈
“拟态环境”是传播学者李普曼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用于批判大众媒体的观点，他认为大众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再现，而是对信息进行了重新选择、加工和组合。[4]该观点强调媒体对于人的制约作用，但反观当前的网络社交环境，这样的“拟态环境”依旧存在。看似没有一个垄断式的大众媒体对用户进行传播，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渠道，但由好友分享出来的信息所构建起来的认知环境，同样受制于“意见领袖”的筛选，同时演化成更为激烈的话语博弈。我们一般将社交关系中的“活跃分子”定义为“意见领袖”，因为他们更愿意传递信息，并对他人施加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另一个群体意识的存在，即由群体领袖通过断言、重复、感染等手段形成的无意识行动，之所以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是因为这些群体往往“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5]并造成某些不良的社会结果。而且这种群体意识的诱导，会使“一个孤立时有教养的人在群体中却变成一个野蛮人”。[6]网络社交上经常曝出的网络暴民事件，鱼龙混杂的不实言论，甚至是严重诋毁国家形象的舆论造谣事件，都折射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回避的舆论困局。
2.共情效应，媒介束缚下群体心理作祟的无意识发声
为什么在网络社交上，负面的情绪和愤怒的声音更容易被激发和放大，似乎每一次抱怨的情绪背后都会夹杂着不绝于耳的吐槽和揣测。如果说表达是人类社交的天性，那“共情”即同理心便是群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影响其中个体的协调方式。我们之所以会被这种“换位思考”的情绪所传染，甚至附和他人的观点，如无头苍蝇般尾随其后，很大的原因便在于集群让个性消失，尤其是在匿名的网络社交圈中，由于“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7]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网络上的言论总是充斥着很多不负责的观点，而煽风点火的人总能一呼百应，而剧情的反转也往往以社群化的方式，游走在各方利益争夺之间。大学生在媒介束缚之下，往往不由自主地跟着大众舆论导向走，还经常被媒介所传递和灌输的信息重塑为具有这一价值偏好的个体。一方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传递主流声音的“意见领袖”屏蔽在朋友圈边缘；另一方面，又经受不住社交网络上群体心理的诱导，参与到人云亦云的话语纷争中，在嬗变的社会思潮中迷失方向，沦为“拟态环境”裹挟的弱势群体。
3.社交沉默，基于自我保护意识的集体“围观”
调研显示，在社交媒体的网络角色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乐于分享，会随时随地转发自己喜欢和认同的观点及消息，而27.8%的受访学生更倾向于网络潜水，只浏览信息，不参与评论，另有24.8%的受访学生习惯于做一名网络看客，给熟悉的好友点赞，并参与讨论，但不主动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福柯曾说“话语即权力”，所以“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8]看似在社交媒体的开放渠道上，言说的权力得到普遍分享，但在某种程度上放纵了话语暴力的大面积滋生。王小波曾犀利地评说：“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9]那基于自我保护意识的社交沉默，无疑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营造向上向善网络空间的群众支持系统，而我们的青年学生也难以从理性表达中学会对价值观的正确思辨。
三、与信仰对话：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思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长远与稳定，引导大学生与信仰展开积极的对话，通过宣传教育筑牢大学生的思想根基，守好价值底线对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当代大学生对社交媒体依赖的症候越发明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日渐式微于对网络舆论困局的有效应对上。面对如此自由、开放、多元、嬗变的青年思潮，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虽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道，却控制不了青年舆论的火车头，呈现出冷热不均的效度尴尬。笔者针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给出几点思考：
1.重视移动端社交，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效果
当今时代的通讯是一个比任何时代都要发达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民覆盖和终端到人，但同时，我们与之对话的当代青年，又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难接触、更难说服的一代，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声音，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媒介选择基于社交，他们的沟通方式基于社交，他们的信息来源也基于社交，可以说在不同媒介的社交关系中，我们的青年正在被重新塑造，而我们的思想引导工作却还失位于这一层社交关系，还停留在媒介覆盖的初级阶段，即我们建立了诸多网络思想引领阵地，但尚未植根在青年学生的社交关系之中。因为在互联网的逻辑中，一个无限的互联网空间，信息可以被人轻易地屏蔽，网站、APP等互联网形式并不能精准施加我们想要产生的影响力。2016年11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发布《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和报纸仍是校园媒体的主要形态，但就传播影响力而言，占据移动端的微信公众号明显强于广播和报纸。但另一个矛盾是，随着微信公众号的不断增加，推送内容的阅读量偏低，也就是说，如果微信公众号只是一个信息发布的窗口，其实它对于青年学生而言也仅仅只是一个媒体屏幕而已，学生也可以选择不打开。但如果推送的信息可以唤起学生的社交行为，通过分享、评论、观看等方式进入到学生的朋友圈，那才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施加影响力的传播通道中。由此可见，唯有对青年学生的网络社交习惯有深入的洞察，把握移动端的话语开启方式，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与大学生对话的渠道和路径，让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发声更为精准、更为有效。
2.利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载体
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基于互联网的特征来思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更了解我们所要引导的大学生群体的所思、所想、所惑，专注于我们与大学生沟通的语境，致力于为大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运用正确的媒介接触方式和表现方法，把我们所要引导的价值传递给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思想引领的关键在于参与学生舆论场的建构，而非简单地通过一个具体的媒体平台进行“有效覆盖”。在移动互联网的强势介入之下，校园已悄然升级为3D全景模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就完成了适应当今环境的思想引导模式升级，而是要真正借助“互联网+”的思维，重构我们的沟通法则。传统媒体有深耕内容的坚持，新兴媒体的平台有社交化传播的优势，视频、音频、动图、表情等多媒体的表现形态丰富着价值感染的体验，而内容与社交、服务的深度融合，让信仰发声的载体更为生动、更有内涵。互联网思维追求“快”，不顺应潮流及时跟进，阵地建设就会落入多余和徒劳。互联网思维追求“准”，如果我们不能精准定位大学生的需求，又该如何提供与之匹配的内容与服务，并施加影响呢？互联网思维是用户至上的思维，同时也是打破场景，学会深度融合，一切皆媒的思维。当渠道的选择权更多地掌握在受众手里时，学会用互联网思维去匹配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深度介入他们的成长成才，才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出路。
3.通过供给侧改革，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内容
所谓供给侧改革，其改革的主导是对应需求侧，即站在大学生需求的立场上重塑我们的内容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多次强调，供给侧改革必须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以学生为导向，强化学生主体的“获得感”是内容供给的初衷。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足，不是我们传递的价值有问题，而是我们表达价值的方式不尽合理，没有把中国故事说好、说透，说得喜闻乐见。大学生置身信息茧房，有价值的知识供给严重不足。没有文化，何来判断？没有内涵，何来自信？人们对于娱乐信息的自然捕捉具有动物性，但这并不影响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意识形态争夺，也充斥着各类话语暴力与不负责的言论。大学不可能把学生禁锢在象牙塔中，不与外人接触，也不可能人为屏蔽他们使用各种媒介，接受社会思潮，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有必要和有责任用更好的内容供给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通过文化自信的建立，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研判的能力，以更好的媒介素养来应对复杂的媒体环境，从而实现网络生态的自我净化。而我们的供给方式，也必须告别“呆板”，追求“有趣”，提供更为生动的场景接入，以“交互”的方式告知其研判问题的方法，从而用优质的知识供给和价值服务来引领青年实现自我发展。（编辑：黄扬琦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08-03.
[2][美]马修·利伯曼.社交天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9.
[3]毕竞悦.通过网络的协商民主——评桑斯坦的《网络共和国》与《信息乌托邦》[J].清华法治论衡,2009(2).
[4]陈航.新媒体与“拟态环境”[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6).
[5][6][7][法]勒庞.乌合之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7-52.
[8][9]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2-12.
（文章选自《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3期）
